隔絕有時，擁抱有時 我在隔離飯店的十四天記事

我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期間，接到弟弟從上海打來的電話，告知父親罹癌，希望我趕回去協助做進一步的醫療決策。但整個世界都在疫情肆虐下動彈不得，而我所置身之國，正名列中國拒絕往來區域的名單內。想要搭上價格高昂的有限航班，我得先通過兩項新冠肺炎檢測，其一採集我的鼻液，另一則是抽血，兩者都需要在離境前四十八小時內由當地中國領事館驗證核准。然後，按照要求，我得將所有檢測結果與我的個人資料，藉由手機的應用程式，一併上傳給領事館，繼而在手機上啟動一個標示「健康」的行動條碼，最後，我才能在阿姆斯特丹順利登機。

雖然疫情首先在武漢爆發，但中國已成功控制疫情，這個國家不想再讓外來旅客將病毒移入，因此，嚴格要求所有境外旅客必須遵守兩週的隔離規定。尤其自歐洲入境者，因為被許多中國人認定為不願配合或無能掌控疫情，而備受質疑與矚目。我去年夏天在瑞典待了幾個月，大家對新冠肺炎毫不在乎，只有神經兮兮的人才會擔心；唯獨一次，我在一家購物中心看見醫護人員對民眾進行篩檢，不過，那是為了檢查頭蝨，而非新冠肺炎。

全副武裝，救國救民

我用兩週時間完成所有離境條件與程序，一切就緒，終於在阿姆斯特丹登機。上飛機時，我理所當然期待笑容可掬的空服人員迎接守候，但眼前的景象令我大吃一驚——包得密不透風的一群操作人員，將自己從頭到腳「密封」在一套白色的個人防護裝備裡，層層抵擋有毒物質或疾病入侵。現在到底誰才是危險人物？我或他們？我是不是也該像他們那樣，包覆起來以免被病毒感染？空服人員戒備嚴謹，檢查工作滴水不漏，讓我覺得自己仿若可疑物種，被綁架到飛碟上。

放眼望去，這才發現大部分登機的中國旅客已全副武裝，甚至護目鏡與手套都派上用場了。我想，既然大家都經過雙重檢測確認陰性結果才能登機，那這機艙理當是全歐洲最安全的地方才是。大家遵守指示，乖乖待在座位上，即使旅途長達十二小時，能忍則忍，以不上廁所為上策。我也盡可能少喝水，少上廁所；原來不以為意的我，也因為周遭人的行為舉止而開始信心動搖了。

有一次，我戴著輕薄的口罩在機艙內稍微走動，想拍幾張照，機艙另一頭一名戴著口罩的婦女厲聲吆喝我「為了公共安全」要立即回坐。我和一位全身防護裝備的空服人員聊起她這份跨越不同國家的工作，因為災難性的疫情，每一個尋常的日子都變得萬分艱辛，甚至飽受折騰與痛苦。依照規定，她和所有同事全程都不准脫下防護裝備，如果可以，最好穿上成人紙尿褲。她們肩負保護中國之重任，確保疫情已大幅趨緩的中國，不受世界其他「災區」的病毒入侵。「穿上這套防護裝備，可以讓我們一趟來回旅途後不必接受十四天的隔離，」她繼續說道：「但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真的很可怕。」

飛機降落時，海關人員到機艙內進行目測，看看是否有身體不適而未通報空服人員的旅客。我們這航班的旅客都准予入境，隨即被帶到一個新冠肺炎檢驗站，取得另一個行動條碼，再一路通關到護照檢查。幾乎所有東西都被包覆起來，而且一律採取無接觸式系統，精確編制好人類行動，一舉一動都在算計之內，萬無一失。

縱使我一路走來已取得三項通過檢驗的陰性結果，我在中國眼中仍疑點重重；過程中總有出其不意的規範與要求。由於新冠肺炎的檢測仍被視為不盡完善的安全條件，所以，我必須要再自費接受十四天的隔離。接待者將我們一行人引導至一部安排好的巴士上，急速將我們載往隔離飯店。車子途經我的城市、我的第二個家，但我下不了車，有家歸不得，以免引發公共衛生恐慌。到飯店後，一名衛生員出來接待我們——你猜對了，全副密密實實的防護裝備。我想她大概已經好久不做飯店管理而忘了待客之道了。「行李都放這裡！過來這裡排隊！保持距離！」她隔著N95口罩發號施令。另一個衛生員過來替我們量體溫，一人發一個綠色桶子，桶裡裝了消毒劑：醫療等級的消毒氯片、抗菌洗手乳與酒精擦拭片。

「每次上廁所，無論大小號，都要消毒半小時再沖水。」她繼續說話：「這是為了要保護這個城市的汙水道。」

時差問題把我搞得頭昏腦漲，我已無力與她爭辯。

雖然我幾乎可以確保自己身上沒有新冠病毒，但這些衛生人員絲毫不敢大意與冒險。走進我的房間，另一個全身防護的工作人員在我剛經過的長廊消毒，嚴陣以待。我轉身詢問她，這麼高規格的消毒真的是因為我嗎？「當然！」她點頭稱是：「任何人初來報到，我們都要在長廊上噴消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