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現狀如果讓死去的創辦人看到，我想他們寧可回到墳墓裡！」一名以色列集體農場的成員，比較過去與現在，忍不住痛下針砭。他繼續說：「我們延續了很多年集體生活的模式，就連內衣內褲都可以共享，大家樂於遵行共同生活的約定。但現在的集體農場竟然允許股市交易的市場機制進駐……我真的擔心，將來我們可能會淪為像義大利威尼斯的觀光船夫了。」身為以色列約兩百七十位集體農場的成員之一，他憂心指出：「也許未來我們要帶著象徵以色列國的傳統帽子，邊工作邊唱歌給觀光客聽。」
以色列「集體農場」的原文——「基布茲」(Kibbutz)——源於希伯來文「集體、共同」之意，由一群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Zionist)猶太知識分子實踐理想的行動，以軍事般的斯巴達教育為集體生活的準則。然而，眾志成城的烏托邦，仍不敵現代化與個人主義衝擊，逐漸瓦解成歷史中的榮耀記憶。
二十世紀初期，以色列的集體農場以一九一○年成立的「得家尼亞農場」(Degania)為首，開始在巴勒斯坦一帶成立。來自俄羅斯的猶太居民，十男二女，在鄂圖曼統治下的巴勒斯坦，選在約旦河岸開疆闢土。他們的夢想是要把東歐猶太社群的傳統意第緒語(Yiddish)徹底忘記，重新學習正統以色列的希伯來語。這群先驅者志不在農作，但一心一意想要改頭換面，成為「新造的人」，一如其他紛紛跟上的後來者，起而效尤，試圖以農耕方式來翻轉猶太世界。當時的巴勒斯坦周遭，土地貧瘠，到處是沙漠、沼澤與石頭山丘；加上公共衛生條件極差——瘧疾、傷寒與霍亂時有所聞——想要在如此情境下開設農場，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凡物公用，平等至上
因為資源有限，無法各自耕田，加上安全考量，這群先驅者決定以集中生活的模式來建設集體農場。「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集結了世界各地猶太社群的捐款，買地開墾。這群年輕人飽受披荊斬棘的艱辛，將荒蕪之地耕耘成農田，一如其中一名參與者所記錄的：「就算神勞形瘁、雙腿廢了、頭昏腦漲、烈陽曝晒而身心俱疲也在所不惜」。四年後，光是「得家尼亞農場」共有的麥田，已累積五十位成員並在巴勒斯坦茁壯，繁衍成數百個集體農場，最終甚至在新以色列建國後遍地開花。
這個自給自足的團體為勞苦耕耘的成員，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在七○年代前，集體農場奉行嚴格的公平原則，所有成員沒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即便從他處獲取的個人禮物或收入，也一律要交出來。只有在五○至六○年代間，成員還能保有個人資產，譬如書籍與收音機，但車子則屬公共產物。
由於集體農場的成員沒有個人銀行帳戶，想要買任何東西都得經過委員會的核准。在這裡，凡物公用，同薪同酬，大家共同決定一切大小事。不論身分，每人輪流分工，一週下田，一週放牧，或到洗衣間工作。
集體農場顛覆了猶太傳統中的父權觀念，強調家庭與公平原則。這個烏托邦農場的創始元老，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性別平等擁護者，因此，男女都要下田農耕，粗活兒與防禦工作也都公平分配，但大部分女性還是得同時承擔婦女的傳統職責，包括清潔、縫紉、下廚等。在組織裡，相愛的男女可以要求一間屬於他們的房間，免除繁文縟節的婚禮，彼此認定了，便算是夫妻。這是另一個粉碎傳統父權宰治的行動，賦予女性自由選擇的機會，不必倚靠任何男人而活。一般家庭沒有廚房設施，吃飯時間到了，大夥兒便集合到公共餐廳共享餐點，因為集體農場的核心信念是，烹煮自己雙手耕作的食物，共享耕耘所得。為了訓練孩子們建立獨立生活的能力，這裡大部分的孩子住在「兒童之家」，父母每天只花兩小時陪伴小孩，其他時間則交由監督者照顧。這個「集體照養孩子」的教養模式，引起許多外人好奇，奧地利心理學家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甚至將集體農場對孩子身心發展的影響，寫成一本著名書籍《夢想之子》(Children of the Dream)。
對一些人來說，要遵守集體生活的共同規約是個挑戰，因此，數年後開始有不適應的新進成員紛紛退出組織。六○年代開始，集體農場的新生代女性成員竟一一回歸更傳統的性別角色，她們擁抱傳統婚姻，抗拒集體農場所主張的婚姻模式，捨棄祖父母所堅守的信念。
集體農場最初的概念，是以農畜產品的自給自足為目標，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成員開始覺悟必須將觸角往外延伸，「世俗化」的經營模式顯然勢在必行。舉個例子，如果「得家尼亞農場」種蕉、養牛，那隔壁的「基尼烈農場」則專注發展宗教觀光產業，善用臨近的加利利海吸引朝聖的觀光客。
這個隸屬集體農場的「景點」，每年聚集了高達八十萬觀光客；來自全球的基督徒朝聖者絡繹不絕，只為親臨這條耶穌受洗之河。觀光客湧進購物中心，舉凡與基督宗教相關的物品，應有盡有，就連耶穌受難時被套在頭上的荊棘冠冕也買得到，還附有產品保證書。有些朝聖者會租借或購買白色的施洗繩索，帶著滿足的笑意浸入水中，體驗前所未有的施洗儀式，在聖歌的音效與感染下，經歷一種「重獲新生」的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