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眼 從「黃金滴」開啟

一家位於巴黎非洲區的咖啡店，Le Va et Vient du Nord，也許可以叫它「來回北方咖啡店」吧！我總是望著這塊招牌發呆，從我書桌旁的窗前，就在它的正對面。

來回北方咖啡店

二○一五年秋天，清晨六點，抵達巴黎的第一年已到尾聲，我在書桌前一邊查法語字典，一邊準備語言學校的作業，Le Va et Vient du Nord霓虹燈招牌亮起，不時閃爍，細細的法文草寫字，直譯是「位於北方，來與回」：北方，因為非洲區位在塞納河以北，又在巴黎火車站北站的周圍，是巴黎人口中的北方；來與回，可以解釋為來來回回的重複動作，更可以曖昧的形容性行為。

這裡是鼎鼎有名的「黃金滴(Goutte d’Or)」風化區，深夜，當「來回北方咖啡店」打烊，霓虹燈招牌熄滅後，性工作者便紛紛出籠，靠牆，遊走，但活動範圍會在浪漫的蒙馬特山丘之前。

來回北方咖啡店像是一個圓心，狂野在裡，輻射出去，每一個巷弄，就是不同的世界，從非洲區出發、阿拉伯區、中東區、東正教區、加勒比海區、印度洋區、印度與斯里蘭卡區、中國與越南區……花花巴黎，階級分明，每一方地都是各族群競爭過後的證明，搶下這裡的主人多是外來移民，典型的巴黎白人只會在周圍遠遠觀看，或在有陽台的屋頂悄悄置產。

曾有一位白髮蒼蒼、戴著珍珠項鍊、穿著訂製洋裝的法國白人奶奶，與我在巴黎市中心攀談，她幻想我是來自亞洲的千金大小姐，在巴黎當藝術家。問我住在哪裡呢？我說北方，第十八區，她的笑容收了起來，我再說「黃金滴」，她的眉頭一皺，身體突然向後退。

我理解她的恐懼。

其實，要不是因為愛情，我可能還繼續住在巴黎塞納河以南的住宅區。那時的我已經過了半年的單身生活，每天不是在餐廳打工，就是在語言學校學法文。來法國追尋紀錄片創作自由的我，其實撐不下去了，我因為無法融入法國，正準備要回台灣，卻愛上一位法國男人而留下來。

記得搬家那天，天氣已經轉冷，穿著大外套卻又流著汗，不好脫也不好搬，男朋友請一位朋友開車幫忙，大包小包的，展開了我們在黃金滴的同居生活。

剛開始，我常被街上傳來的打鬥聲嚇到，然後衝到書桌窗邊看熱鬧，「來回北方咖啡店」的招牌就在眼前。男朋友笑說，嘿！這個街景，就是我們家免費的實境秀節目耶！

這些衝突多是小混混之間的推撞，有時是個人，有時是群鬥；也有些時候是嗑藥的毒蟲因神智不清，無法克制的與路人叫囂；最特別的一次，是一位胖嘟嘟的非洲大媽，用力地架住阿拉伯小伙子的脖子，推到「來回北方咖啡店」店門口的牆邊，她大喊：「把皮包還來！把錢還來！」小伙子完全無法抵擋，頻頻求饒，大家圍觀笑鬧，甚至拿出手機來拍，人群從人行道擠到馬路上。

這也是巴黎嗎？怎麼這麼亂呢？

那時候的黃金滴常常很臭，行人隨地便溺，甚至對著路邊停車的輪胎直接尿，毫不忌諱，大家匆匆走過，彷彿已經習慣。

那些淌在牆面、留在輪胎縫隙、積在地上的可怕的水，總讓我緊張的低頭快走。我不敢與他人對視，前三年在黃金滴的我，看起來是一個柔弱的亞洲女子小肥羊，小肥羊的身軀受到儒家禮節的規馴，總是欠身，總是等待借過，總是客氣，與在地的個人主義是兩個極端，特別引人注目，讓人想欺負一下，看看會怎麼樣。

我總是聽到開我玩笑的揶揄聲，有時甚至會挑釁地靠近我或逗弄我，奇怪的是，我雖然害怕，卻沒有想要搬走，混亂的黃金滴，啟動了我街頭觀察的靈魂，關於階級、關於次文化、關於國際大城市裡的人心疏離，受過傳播訓練的我，應該是要了然於心的，應該是要抓緊機會好好報導跟訴說的，可是，當我沉浸其中，並且失去原本在台灣的主流位置，只是雙手空空的異鄉人時，我變得好迷惘……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找回自己，當我終於挺直腰桿、不卑不亢、勇敢為自己大聲爭取權利時，才超脫了性別與國籍，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歷時七年。

二○二二年，我與男友為了擁有更寬敞的創作空間，而離開黃金滴，往更北的郊區移動，成為住在郊區的人，不再是巴黎了，我們的生活變得安靜，和自然共處，但我仍常常想到「來回北方咖啡店」的窗邊風景，它是陪伴我在巴黎成長的重要之地。

黑白底片漫遊者

住在黃金滴的七年之間，我經歷了失去語言，又得到語言的過程，這中間的灰色地帶，讓感官變得靈敏，我藉由攝影抒發很多難以言語的心情，也無意識地記錄這七年的變化。

我熱愛街頭攝影，尤其用傳統相機的底片拍攝，我喜歡黑白顆粒裡的純淨與想像力。

剛開始的我興致勃勃，拿著相機在黃金滴周圍漫走，想好好記錄這塊猛地，但黃金滴居民對相機非常感冒，常會喝止我拍照，甚至還會攻擊我，為求安全，我待在家裡，開始在窗前照相。

我準備了一台長鏡頭相機，總是裝好底片，窺視正坐在「來回北方咖啡店」裡的客人，但我沒有很勤勞的拍，比較花時間看，看著他們發呆。

早晨，隔壁經營中國超市的夫妻，總是「來回北方咖啡店」的第一組客人，像早餐店那樣，喝完一杯濃縮黑咖啡後再上工，太太總是一邊喝一邊把頭髮盤到頭頂上。

當太陽愈升愈高的時候，一位瘦弱的中年白人男子會微微顫抖的走來，坐在離店門口最近的一號桌，他不用點餐，阿拉伯裔的老闆就會送上咖啡，有時會坐下來跟他聊天。

中午，來吃午餐的上班族總會大聲地講電話，忙著聯繫事情，說些什麼呢？連男友也聽不懂，非洲區的移民多來自塞內加爾、象牙海岸、喀麥隆、剛果……雖然已到達第二代、第三代，但當同鄉人彼此溝通時，說的是該國語言或部落語言。

下午，四點過後，一些親子檔會坐進店內，叫一份薯條，一杯果汁，一杯咖啡，放學時間吧！一次，一位快要進入青春期的男孩與他的母親，坐在室內角落，氣氛嚴肅，兩人對峙，他們對望很久，不知道在討論什麼，桌上的薯條都沒有動，我因為臨時要忙別的事情，暫時停止偷窺，離開窗邊，再回來時，討論已經結束，男孩用手撐著下巴，望向窗外，而母親在低頭拭淚，也許那天，他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蒙馬特的腳

我通常會在傍晚前離開書桌，放下手邊的剪接工作或寫稿工作，出門透透氣，先在黃金滴晃一晃，再步行約二十分鐘，抵達蒙馬特山腳下。

因為在大學時期迷上法國電影《艾蜜莉的異想世界》，蒙馬特山丘是我對巴黎的第一印象。

電影中，古靈精怪的艾蜜莉暗戀在情趣用品店打工的男生，卻不願意透露身分，以猜謎的方式，讓男主角從紅磨坊周圍一路爬升，攀過數百數千層階梯後，抵達山丘上的聖心堂。

此外，我也在工作時期迷上另一部電影《畢卡索與莫迪利亞尼》，故事發生在蒙馬特半山腰的一家狡兔酒吧，建立了我對藝術家的想像。那部片說著二十世紀初流浪到巴黎的異鄉人藝術家，像是來自西班牙的畢卡索、來自義大利的莫迪利亞尼、來自白俄羅斯的蘇丁，都在這家狡兔酒吧裡比拼畫技，他們不甩官方制定的沙龍大展，自創競賽，追求自己的藝術風格。

在剛抵達巴黎時，我常一個人坐著地鐵，從塞納河以南一路往北，按圖索驥，在蒙馬特山丘爬上爬下，親臨電影場景。

我始終沒有進去那家狡兔酒吧，也不曾去過紅磨坊，太貴了，是給觀光客撒錢的地方。但我很喜歡爬上聖心堂之前，那道長長的階梯，一段接著一段，我會在傍晚時刻，帶著一條長棍麵包、一大塊卡門貝爾乳酪(Camembert)、一瓶啤酒，襯著夕陽，坐在階梯的最頂端，俯瞰巴黎，俯瞰所有熱愛它的觀光客與街頭藝人。

不知道去了幾次，為了這片風景，即使被視為觀光客，被一群又一群印度小販不間斷的推銷啤酒，都沒有關係。

搬到黃金滴之後，在某個跨年時分，我和男友沒有預期的正好爬到聖心堂之前，鐘響，新年的聲音在整個山丘裡迴盪，一種很祥和的氣氛。

我曾經很高興地認為，我們住的黃金滴就是在蒙馬特山腳下吧！我竟然可以成為專門出產藝術家的蒙馬特子民，備感榮幸，但男友糾正我，不是，黃金滴就是黃金滴，不能算蒙馬特，因為蒙馬特非常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