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牽泰北 回首來時路

我在讀書時期看過《異域》這本書，難過，但僅能難過；我知道「送炭到泰北」這個活動，也耳熟能詳的會跟著唱〈亞細亞的孤兒〉、〈美斯樂〉這兩首歌，很感動，但也僅只於感動而已。

我從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栽進為泰緬難民爭取國籍的工作中，也從沒想過，我會因此走遍泰北九十一個難民村。而緬甸雖然沒有難民村，但華人聚集較多的地方，也讓我走了個遍。

聽見孤軍後裔的吶喊

一九九四年年底，我在台北遇到來自泰北的無國籍華人，他們以學生身分來到台灣就學，入境所持用的卻是偽、變造護照，問他們原因，他們答說，出生在泰北的難民村，沒有泰國國籍、沒有泰國公民字，自然沒見過所謂的護照。當學生獲得台灣核給的入學分發書，如何才能回到台灣就學？只能花錢請人代辦，而代辦的並非正規的政府機關或合法的旅行社，他們也沒想到這些護照會將自己困在台灣，無法工作、結婚、生病、置產等等，同時，也無法回到異域但有父母的家。

面對這個超乎意外的境遇，他們產生的驚恐，除了不知該如何言說，更不知何時能解決？請何人？該如何做才能獲得協助？

我想這道理其實可以很清楚地說明白，讓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願意處理。但以一個無名的、剛自軍中退伍社會新鮮人，我能找到的社會資源十分有限，我不懂該如何向誰投訴？曾經同情他們的立法委員幾乎全都因為他們持用的是假護照，依法不能申請在台灣定居而打了退堂鼓。

我想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到處說故事，說我們所關心的、會「送炭到泰北」的這群孤軍後裔在台灣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但聽我說故事的人畢竟是小眾，所幸，寫《異域》這本書的柏楊先生當時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AI Taiwan)的會長。

我去找柏楊先生，並徵詢他的意見，柏楊對我這個再平凡不過的中年婦人說：「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只要妳有決心。」

「妳去把這些孩子們的故事蒐集起來，寫成文章，我來幫你想辦法。」於是，在柏楊先生的鼓勵及支持下，我請孩子們寫出他們經歷的過程，柏楊先生請星光出版社為我們出版了《孤軍後裔的吶喊：我們為什麼不能有身分證》這本書，書裡是孩子們訴說出生環境的惡劣，回到祖國的委屈。

這本書在獲得媒體的關注下，終於得到社會上輿論的支持，在一九九五年十月一號，獲得僑務委員會頒布的《中華民國七十四至八十年間回國升學之泰北僑生身分處理要點》，這批泰北學生終於陸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並得以定居在台灣。

泰北學生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案在媒體披露後，被誘騙來台賣春而被無限期羈留在「三峽外國人收容所」的泰北六女子，及被婚姻仲介拐騙來台嫁予農村子弟的泰北新娘們成群結隊的找上門來。學生身分單純，查證容易，而這些被媒體形容為「泰北新娘假結婚、真賣淫」的華裔女子們讓先生陪同，帶著二到三個小娃來到我的面前，我好像不能不管，卻也不知該如何幫忙？

走訪泰北，讓自己親眼見證生活在「亞細亞的孤兒」們，他們在泰北生活的真實面貌，似乎成了我必須要做的一件事——除了為自己找說辭，也為他們找見證。

寸步難行的苦楚

一九九五年的十一月月初，我拎著簡單的行李，懷著忐忑及疑惑的心情，獨自來到完全陌生的清萊，目的是看看小說中「異域」故事中那些亞細亞的孤兒，他們是誰？他們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他們為什麼回到心目中的祖國「中華民國」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被忽略、生活受困，甚至有人被無限期關押在「外國人收容中心」無處遣返。

救總「泰北工作團」的朱成亮先生在清萊機場接到我後，沒有寒喧，直接進入行程及訪視對象的核對，行程是龔承業團長依我要求訪視對象的居住地來設計的，除了等待被協助的泰北新娘及被羈留的六位女子外，獲得解決國籍問題的泰北學生大多來自滿星疊跟美斯樂兩村寨，我自然想過去看看。

阿亮帶我走進的第一個村寨是美斯樂，六位女子之一的國嘉、她的養父就在寨子裡的華文學校當老師。這一對拘謹而又謹慎的夫妻對我訴說著，年輕的國嘉因為對外面的世界抱有極大的好奇心而被輕易拐騙；兩夫妻雖然沒有掉淚，但無奈且覺得難堪的表情，也讓我無以應對。

滿星疊是坤沙的老寨子，雖然當時坤沙已經投降緬甸，且被軟禁在仰光，但相對於美斯樂的被大量關注，滿星疊是顯然強悍而低調的。拿到身分證後立即回家的劉漢雄，與他父親用了極大的熱情接待我的到來，但其他同學的父母兄姊則難掩疑惑地問我他家孩子的近況：真的會拿到身分證？真的會有護照能回家嗎？

除了美斯樂、滿星疊外，六大所居住的美賽、熱水塘、大榖地、唐窩、景乃(昌良)、丙弄等等算是泰北有模有樣的大村寨了。看到他們的居住環境，我了解仙懷所以能一打三個大男人的能力，是來自她從小拿鋤頭，在森林地裡種地養出來的力氣。忠妹的家在寨子外面，是一座竹籬圍牆、茅草屋頂的高腳屋，等到天黑了父母還沒回來，第二天一早，我再過去，說已經離開往田裡工作去了，因為山裡一塊可耕種的土地離家有好幾公里遠。

去唐窩找秀蘭的家人，只見一把鏽蝕嚴重的大鎖扣在一扇已然腐朽的木門上，我想像著在這大門的後面有什麼？大鎖的意義又是什麼？我遇到的所有家長們，身材瘦弱、黝黑、傴僂，各個老態畢現，年紀卻沒有我大。我的感觸裡，除了心疼，沒有一絲絲驕傲的成分在⋯⋯。

而在我回到清邁，陪同我的多守仁先生(阿寶)接到邊境警察的電話說：住在熱水塘的開英媽媽聽說我到過熱水塘，已經移轉到丙弄去了，但她來不及申請通行證。若以她的難民身分，在走往丙弄的路上被抓，肯定要被關三天，而且罰金五百元，那幾乎是全家人一個月的生活費了。

我無法做出任何反應，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這是幾乎在三十年前第一次走進難民村的經驗，經濟環境的艱苦固然不難想像，所謂難民，在行動自由所受到的限制才真讓我感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