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我家？ 從捷克回望，小國小民的認同之路

一秒激怒許多捷克人最快的方法，大概是稱呼他「東歐人」。一秒之內，你可以把整桌歡騰的氣氛弄僵：有的人急得站起來，糾正你應該改稱「中歐」，有的誇張地聳聳肩，回座位喝起他的啤酒，把你當空氣。這時，如果想火上加油，你可以提起那個醉酒總統帶頭改了十年的新國名Czechia，一邊看著整桌人開始吵起來，一邊倒回座位：換你喝酒、聳聳肩。

一塊土地，兩個國名，多種認同。有沒有種很親切的感覺。

哪邊是東？布拉格老城區東邊，有道十九世紀興建的紅磚鐵路橋，像城牆般，將舊城內外分隔開來。地方傳說裡，一百年前這橋有個綽號：亞洲橋。離開精雕細琢電車穿行的巴洛克城區，穿過鐵道下拱廊，外面那片打井燒柴放牧墾殖、蠻荒尚待開發的「亞洲」，就是東方所在。千百年來，在那頭地平線上，蒙古鐵騎滾著煙塵出現過、土耳其人也推著攻城巨砲接近過。恐懼下築起的高牆，至今仍聳立城郊山坡，俯視著百萬人口的小城。

「你喜歡土耳其人嗎？你喜歡那些異教狗嗎？你不喜歡……對吧？」好兵帥克問道。這本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國民小說，仍記載八百年來被支配的恐懼，那恐懼從遙遠的東方來。一九六八年，來自「亞洲」的蘇聯坦克，終於挺直砲管穿入橋下拱廊，碾進市中心廣場，壓碎短暫的自由夢。

哪裡是東方的起點？或者我們該問：哪裡才是「他者」的起點？千百年過去，從遊牧到帝國，再到共產與共和，無數外來勢力以各種方式前來，把它畫入地圖上各種歪斜疆界裡：這是神聖羅馬帝國的成員、奧匈帝國領土、納粹第三帝國的「保護國」，也是戰後鐵幕陣營的前線。蘇聯人硬把波西米亞人使用千年的白獅徽章頭頂扣上顆共產紅星、國名中間強塞一個字，成為他們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矛盾的是，在接連更迭的臣屬關係下，這片自給自足的土地，又始終維持大致相同的自我邊界。從太空望去，人為邊界消弭的陸地上，這是少數可以循著地理特徵，依然描繪出三面領域界線的國度：北側稜角鮮明的蘇台德、克魯什內山脈，逆時針往西方勾勒一圈，在南側化為深邃的波西米亞森林。至於東側，仍是一片模糊，一如那頭始終曖昧的昔日伴侶，現在名叫斯洛伐克的地方，以及中間曾被以亞洲之名譏笑的鄉下人們。

國家是什麼所建立的？它對我們及這些人來說，到底會是什麼？

二○一一年秋天，我在布拉格機場降落，展開尚不知會無限延伸成七年的電影學院留學生活。落地後學會的第一個字，不是什麼你好、謝謝，是冷冰冰的「zítra」：「明天」之意。時值下午四點五十五交班時刻，人生地不熟、手裡只有智障手機的我，來回一個個窗口，詢問通往城裡的交通方式。一個個窗口在我面前被拉下，另一頭的人彷彿刻意般，丟下一句zítra，開始滑起他們的智慧型手機等待下班，有的還附帶後來知道可以視為舉國招牌姿勢的那個聳肩動作：關我啥事？

關我啥事，是很多人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捷克人固不是天性冷酷之人，但在熟與不熟之間，有道無比難以跨越的高牆，需要許多輪啤酒，或難以言喻的契機，方能敲開一點縫隙。對於熟稔之人，他們兩肋插刀、在所不惜，帶著斯拉夫人濃烈的感性。同時，捷克人可能最懂得經營家庭生活，每週末市區宛如空城，城郊綠地荒野遍布扶老攜幼運動踏青探險的人們，歡笑聲此起彼落。但在每個人小小涉己事務圈子之間的廣大真空，外人漂泊，不得其門而入。門裡的人肩膀一聳：世事與我何干。

「這國家沒救了！」我尷尬看著剛認識兩週的教授，在本該是一對一諮詢的時段，用一小時向我抱怨這個國家如何被一個「十二人的地下委員會」掌握。他聳動的陰謀論無從核實，而他口沫橫飛、大眼圓睜的戲劇化神情，比他拍過的那些平庸電影好看一百倍。冷漠常意味犬儒，背後是酸楚，以及深沉的無力：無力改變自我命運，也無力改變集體的命運。赫拉巴爾在蘇聯入侵兩年後，寫下他的國族寓言《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裡頭的捷克化為二戰前夕一位小小服務生，流連在不同飯店間，給一個個來往入住的帝王與獨裁者端盤子，其後又在藉以諷喻蘇聯的納粹占領下，交了個時髦德國女友，自覺翅膀長硬了，努力把自己包裝成上等人種，爭取和她生下純血亞利安後代的資格，結果生出的孩子智能障礙。小說遭蘇聯控制的當局查禁多年，在民主化前夕才得以出版，然後被改編成比教授拍得好看一百倍的電影。

隔壁波蘭人總愛以他們犧牲了六百萬人的悲壯二戰史，暗自嘲笑同為斯拉夫血脈的捷克鄰居是投降主義者。對比一九三九年九月波蘭平原上騎兵奮勇撲向坦克的悲劇英雄形象，幾個月前不費德國人一槍一彈，就無血開城的捷克，確實顯得尷尬。德軍開進邊境前一晚，時任捷克總統哈查，卑躬屈膝地主動跑到柏林，表示「願意將捷克國家的命運交到元首的手裡」，甚至緊張到當場心臟病發。屈服只花了幾小時，而接管捷克全境，只花了不到兩天——希特勒事後曾自豪表示，這是他人生中最偉大的勝利。元首隔天雄踞布拉格城堡，宣告這裡成為他的保護國，載走國庫所有黃金，轉頭望向他的下一個獵物。說來諷刺，六年後以叛國名義逮捕並折磨死哈查的，還不是捷克人們，是新的占領者：蘇聯紅軍。

所為何事？也許這是人們心裡最大的疑問，與無力的根源。迎合並未換來好日子，而是長達六年殘酷清洗。布拉格西邊十二公里田野上，矗立著八十二個孩童的銅像，眼神空洞看向虛空，那是一九四二年納粹屠村中被殺害的孩子們，類似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村莊本來有個名字：利迪策，在地圖上悄然被抹去了。這裡或許沒有六百萬駭人數字，有的是更無言的，如銅像孩子眼神般的苦悶。事情就這樣發生，這樣過去。All this happened, more or less.

人們不是沒反抗過。在更長遠的歷史長河裡，爭取自由的憤怒捷克人，曾兩次將帝國官員扔出塔樓，引爆兩場慘烈戰爭。一六一八年那次，三名帝國大臣落入糞坑僥倖未死，連滾帶爬回朝廷報告。同時，捷克宣告獨立，改變歐洲命運的三十年戰爭正式打響。起義軍一路凱歌，一度兵臨維也納，然後回防布拉格，在西郊白山地帶迎來決戰。兩萬軍隊，終究不敵帝國召集的多國聯軍。主事者們被押回城，公開以酷刑肢解處死，以儆效尤。今日老城廣場處決現場，仍以石磚鑲著二十七個紀念他們的十字架，這是反抗的代價。這場戰爭繼續在全歐洲打了三十年，為宗教自由而啟的衝突，迎來世俗的結尾。西法利亞和談會議上，一個新概念萌芽了：主權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