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韓的人權傳教士 慕義如飢渴

二○○五年九月我離開華視副總的位子，下定決心要離開二十八年的媒體工作，因為我一個人的力量撼動不了媒體這隻大怪獸，不值得繼續浪費生命在這裡，當年我五十一歲，我的人生如果算是過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應該還有很多事可做。媒體圈許多好事之徒在竊竊私語，「看你這個火爆浪子還能去哪裡？」我知道許多人等著看我的落魄下場。

沉潛了一年，靜靜在家翻譯一本書。沒有了虛幻的光環與掌聲，如何與寂寞共處，對多數人來說確實是一大考驗。幾次職場的轉折，我都把翻譯書當做自我定力的修煉，也把翻譯工作當做深入讀一本書，這是非常好的充電機會。

幸運之神總是眷顧著我，每一次的職場轉折(或開除三大報老闆)，下一個工作都會自動找上來。二○○六年六月間，突然接到國史館館長張炎憲來電：「立熙兄，聽李筱峰教授說你是台灣的韓國專家，明年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我們要辦一場國際研討會，你能不能寫一篇論文談二二八與光州事件的比較？」

這個任務對我是一大挑戰，我對光州事件只是略知皮毛，並不了解細節與真相，因為到一九八八年我回台定居時，光州事件在南韓社會還是不能碰觸的禁忌，在軍事獨裁政權高壓控制下根本無從挖掘真相，直到一九九五年底南韓制定了兩項特別法，將兩名前總統逮捕起訴並判處重刑的過程，光州事件才被南韓媒體鉅細靡遺地揭露出來。

張炎憲館長這通電話，讓我設定了此生最後三分之一的生涯規畫，從此我踏上了人權與轉型正義教育的不歸路。

我自忖：等著看我落魄笑話的人請稍等，我一定會再開拓出一條不同的路徑，而且是別人做不到也很難追得上的獨門生意。

二○○六年八月我專程去了一趟光州，訪談了一些相關人物與耆老。當時光州「五一八紀念財團(基金會)」理事長李洪吉教授才剛上任兩週，遇到來自他第二故鄉台灣的我來訪，非常熱情地接待，加上我們有共同的好友，於是這趟光州之行的起點就順遂的展開了。

李洪吉教授是朴正熙獨裁政權的受害者，一九七八年他因為連署「教育宣言」，被國立全南大學解聘。一位正教授突然失業，他該何去何從呢？於是他選擇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這個公費大學來念歷史研究所的博士課程，但是，生活費必須自理。李洪吉靠自己的積蓄在台灣生活並不成問題，不過外匯嚴格管制的當時，他根本無法結匯來台。李洪吉很幸運地遇到一位恩師林明德教授，替他出具一張假的切結書，保證他在台灣的生活費也會由公費支應。所以李洪吉成功地進入師大，林明德的再造之恩，台灣這塊應許之地，讓他把台灣視為第二故鄉。

韓國民主化過程的見證人

在光州我又被引介了MBC(文化放送電視台)的高層，得到了他們製作的珍貴影像紀錄，也在財團資料庫蒐集了一大堆的書籍與資料，這些滿載的收穫真的讓我不虛此行。我讀了大約兩百多萬字韓文、日文與英文的史料與紀錄之後就開始動筆，原本只被要求寫兩萬字的論文，竟然一發不可收拾，一路寫到九萬字，足足可成為一本書了。

於是，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這一天，我的論文與專書《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同時出版了。這是華文圈第一本對光州抗爭的翔實紀錄，論文與專書後來都被學術界廣泛引用。從此以後，我在政大教「新聞韓語」之外，又增開了「韓國政治與民主化」的課，我不僅是韓國民主化過程的見證人(一九八五到一九八八年南韓政局最動盪的時期我擔任報社駐韓特派員)，從事韓國研究的時間與韓國戰後史重疊了三分之二。這門課在台灣真的是我的「獨門生意」。

從二○○六年至今，我專注於人權與轉型正義的事務。二二八事件的國際化，是我擔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的時候推動的，與光州事件的「五一八紀念財團(基金會)」、濟州四三大屠殺的「四三平和財團」簽署交流合作備忘錄(MOU)也是我促成的。而濟州四三大屠殺國際化的第一站台灣，也是我居間牽線的，二○一六、二○一七年他們分別在台北與高雄舉行四三影像展，兩國在冷戰時期發生無辜人民被大量殘殺的悲劇，有著惺惺相惜的情愫。

台灣二二八vs.韓國光州事件

兩國三個人權團體從此展開活絡的交流與互動，我這個「牽猴子」幾乎有接不完的交流請託。人權這條不歸路讓我愈老愈忙，但是忙得很有意義與成就感。人權團體間的交流，我常常形容就像男女朋友交往時的「乾柴烈火」一樣，一拍即合，一觸即發。

因為有相同的受難經驗，相同的身心創傷與苦痛，在交流的過程中思維模式幾乎是一致的，我的下一句話還沒有出口，對方已經先說出來了，那種心靈的契合如同找到知音。而且我還有一個發現，我最後三分之一的人生所遇到的韓國人，全部都是「好人」，跟前半生遇到同輩的韓國人，可能因為有利害關係而經常發生爭執、衝突大異其趣。只有好人會關心人權，好人也可能曾經是受害者而更具同理心；壞人不加害別人已經難能可貴了，很可能他們當年就是加害者，怎麼可能冀望他們會站在受害一方而成為人權工作者呢？

二○○七年五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跟光州「五一八紀念財團」簽署合作交流備忘錄，第一次參加五一八紀念儀式迄今，已不記得去光州多少次了，「光州事件」的二十九個史蹟地，卻沒有全部走遍。不過每一次去一個景點，會有新的發現與驚喜，然後再去回顧這裡當年發了什麼事，很有田野調查的樂趣。

濟州四三大屠殺事件也一樣，我造訪濟州至少五次，但一直到二○一八年八月下旬才第一次走訪四三事件屠殺最慘重的北村里，而且一週之間去了兩次，像是去贖罪一樣。去濟州島，不論是四三和平公園與紀念館，或是走訪各地的慰靈碑，都是讓人心情沉重、笑都笑不出來的地方。

我應該是第一個把「光州事件」(現改稱「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與「濟州四三」搬進大學課堂的人。從放映《華麗的假期》讓整個教室成為一片淚海，到解說光州事件如何落實轉型正義，如何制定兩項永遠可以追訴的「特別法」，將兩名政變掌權與屠殺光州的前總統司法起訴並判處重刑，讓學生去比較與省思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所以我常自我解嘲是「五一八傳教士」，十七年來在台灣各地巡迴傳教，希望能啟迪更多年輕世代對人權與轉型正義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