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三角 尼羅河三角洲的今與昔

埃及首都開羅(Cairo)與地中海間那片肥沃的三角洲，僅占埃及3%的國土面積，卻居住了近四千萬的稠密人口，且扛下全國12%的GDP，以及兩成的勞動力，數千年來，尼羅河三角洲擔當埃及經濟命脈與糧倉的角色，同時也是歐非大陸間的戰略要地。從上空鳥瞰埃及，在一片漫漫黃沙之中，鬱鬱蔥蔥的三角洲十分搶眼，埃及的傳統標誌——生命之符安卡(Ankh)，其前端水滴狀的圖案，就是以這片象徵生命的三角洲為原型。

在古埃及文中，有兩個詞代表土：「Kemet」與「Deshret」，前者指沙漠中乾燥的紅土，後者則指三角洲肥沃溼潤的黑土。自古以來，在埃及人眼中，土只分為兩種：來自三角洲的土，以及三角洲以外的土，這足以證明尼羅河三角洲的特殊地位。這裡不僅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更從法老與金字塔的年代前，就是羅馬帝國重要的糧食產地。然而，在數千年後的今天，這裡即將面臨艱鉅的挑戰。

埃及的人口在四十年內，從四千五百萬暴增為一億多人，土地的負荷與古埃及時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三角洲能夠負荷爆炸性成長的人口嗎？而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水資源的短缺等種種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拿破崙曾如此評論埃及：「若管理得當，尼羅河能戰勝沙漠，反之亦然。」埃及人秉持人定勝天的精神，建造了亞斯文水壩(Aswan Dam)，讓尼羅河例行的氾濫，不再威脅沿岸居民與農田的安全，更使農地能夠一年種植三種作物，最大化發揮糧倉的功能，但也並非百利而無一害。

水壩擋下了來自上游的沉積物，造成海岸嚴重侵蝕，加上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海水倒灌，近15%的肥沃農田毀於一旦；而由於來自上游的養分被擋下，使得農夫們必須大量使用化肥以維持土壤的肥沃度，化肥造成的鹽度上升與化學汙染，影響了居民的飲用水安全，漁業的發展也因此飽受威脅。科學家試圖以研發更強韌的植物品種等方式力挽狂瀾，但效果也有限。

逆境中的信仰支柱

世世代代耕作於運河沿岸的法拉欣人(Fellah)即使無奈，也只能逆來順受。他們的處境，仍如埃及知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îm)一九三七年的著作《鄉村檢察官的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osecutor)所描述的那樣，既貧困又落後。

「童年的味道跟故鄉的景象，是我不願回首的回憶，我已經受夠了。」馬哈茂德(Mahmoud)嘆道，他畢業於歷史與考古學系，如今在開羅工作。「或許等我退休後，我會選擇回鄉務農，但現在我仍會想盡辦法留在開羅發展，城市有更多工作機會與資源，至少生病時有醫院可看病，若有小孩也有學校可上學。」遵循傳統生活的農民們，跟不上現代化的腳步，耕地漸漸被改建成高樓大廈，價格也漸漸高攀不起，即使沒日沒夜地辛勤耕作，仍然被債務與通膨追得喘不過氣，農民自殺率節節高升，對他們而言，只有移民到首都，才能找到翻轉命運的契機。

日子不好過，信仰作為人們的精神支柱更顯得重要。位於開羅北部的坦塔(Tanta)，是埃及穆斯林的朝聖勝地，當地的清真寺紀念著名的蘇菲派聖人艾哈邁德．巴達維(Sufi Syyed Ahmed al-Badhawi)。「他除了是穆罕默德家族的一員，還是一名有名的學者！」希赫克(Sheihk Ragab Ramadan)向我說明「就算來到電視與電腦的時代，不變的是，生活始終是生活，家庭始終是家庭。」他用這段富含哲學意味的話總結。

穆斯林們朝聖古老的聖塔達米那教堂(Coptic church of Santa Damiana)，基督徒們則參加伊斯蘭的宗教儀式，在坦塔，沒有宗教間的劍拔弩張，只有對彼此虔誠信仰的尊敬。每逢朝聖時節，信徒們不分男女老少，無懼熾熱的高溫，一車一車地前來。「基督徒與穆斯林參訪彼此的聖地，你能想像嗎？傳統信仰與現代地球村的概念在此交融，呈現出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景象。」伯特斯(Botros)神父看著這副光景，既感慨又帶幾分自豪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