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人們談起科學，總有一種規制嚴整的印象，其實體制化的科學，年代並不算長久，在近代科學三百多年的歷史當中，恐怕最多只一百多年，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如果看看公認為近代化學奠基者拉瓦錫當時的實驗室，其實無異一個廚房灶台模樣。拉瓦錫也算不上是個全職科學家，他還得靠其他的營生來支應研究，在羅蘭夫人口中所說「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而行惡」的法國大革命後暴亂時期，拉瓦錫的被送上斷頭台，不是因於他的科學研究，而是他的營生侵害到另一政團利益所致。
一點不錯，其實科學發展的歷史從來沒有脫離利益的糾葛，科學被描繪成一種超凡出塵的面貌，其來有自。我們現在習焉如常的，以政府公共財政支持的體制化科學，可說始自上世紀二戰結束之後的美國，最近因為美國政府著力於科技競爭的投資，這段歷史又再受到了關注。
二戰期間擔任美國科學研究發展局長的電機工程專家布許(Vannevar Bush)，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授權，撰寫了一份報告「科學——無窮盡的疆界」，這份在戰後發表的著名報告，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先河，迄今逾七十年。布許報告中強調的是科學研究的純粹性，主張政府應該支持科學著重研究科學基本問題，不為滿足社會需求。
雖然布許的提議後來得到社會與政治的支持，在美國成立了近代最早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但是過程也非水到渠成。因為當時另有一位石油巨擘後裔的參議員季哥羅(H.M.Kilgore)，認為科學研究應該以解決社會需要為主要目標，布許想法的最後勝出有許多道理，政治妥協的成功策略也是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