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哲學在科學進展中發揮何種作用，是一直不易說清楚的事情，然而兩者的相互影響是顯然的。但是科學哲學過往的一種巍然形象，顯然是在改變之中，這與科學本身形象的改變，也是息息相關，不過許多人也許想像不到，當今科學哲學探究的問題會與以往如此大不相同。
月前英國科學期刊《自然》雜誌，刊出了一篇專文，討論科學哲學教授面對新冠疾疫、疫苗可靠性、氣候變遷以及一些科學相關議題的真偽訊息爭議，探討一般對科學的信心問題。
其中一位英國研究者向兩萬名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發出問卷，探詢這些研究者對於新冠疾疫訊息的信任度、對於疫苗可靠度的信心以及對於氣候變遷訊息的信心，也有研究者向不同領域研究者探詢他們對科學相關問題的共識程度。科學哲學領域中這種社會調查型態的研究，反映的正是當前科學在社會上的一種高度不確定形象。
這些科學哲學研究所調查的題材，由新冠疾疫、疫苗可靠度到氣候變遷，都挑戰著科學獲致其可靠性的幾個基本要素：也就是可控制的邊界條件、容易設定的簡易因果關係，以及其所獲致結果價值的單一性。新冠疾疫病毒的生存傳播、疫苗研製與接種，所牽涉的都是因果高度複雜多元的生命現象，而氣候變遷也面對著巨大難控的邊界條件，影響的因果關係難以簡單設定，而這三項議題所探究的結果價值，更是因時、地、文化而有不同，引致社會的不信任，實屬自然。
雖然有看法認為，在近代科學溯源的希臘時代就有科學哲學，不過近代科學萌起代表人物的牛頓，應該認為是科學哲學的起始之人。牛頓所寫的洋洋巨著《自然宇宙的數學原理》，自然可以視為是與近代科學同生的哲學思維，不但帶來了以數學描述自然宇宙現象的濫觴，也讓自然宇宙的探究，超越過往純粹描述性的視野，進入一個可以用數值量化和預測的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