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了你的蓋頭來 頭巾下伊朗女性真面貌

公車司機把車內音樂聲量調高，把五顏六色的小燈點亮，中規中矩的公車轉瞬間「升級」為臨時行動舞廳。為免引起警方注意，幾位年輕人拉起了公車窗簾，確保做足隱密功夫後，再盡情投入充當「舞池」的狹窄車道，兩旁的乘客椅雖然礙手礙腳，卻阻擋不了熱情的靈魂隨著音樂節奏翩然搖擺。伊朗沒有舞廳夜店，也沒有男女自由共舞與互動的公共場所。男女共享的聚會空間，一律必須經過位高權重的宗族長輩的安排或監督下才可進行。

伊朗首都德黑蘭(Tehran)，四面八方湧來的低氣壓讓莎拉和她的朋友感覺備受壓抑，於是，她們從德黑蘭逃到執法相對鬆散的伊斯法罕(Isfahan)省，遠離道德警察，喘口氣，更何況這裡的山景荒漠與大自然也給她們比較自由自在的輕鬆感。莎拉的一位女性朋友大剌剌地從沙丘上翻滾而下，刻意把頭髮埋在沙堆裡，另一位同行夥伴錄下這段披頭散髮的行為，直說一旦再度連上網路，就要把這個「放蕩不羈」的影片上傳到社群媒體上。一個滾落沙丘、頭埋沙堆的嬉鬧行徑，在世界其他區域不過就是「好玩」的一件事，沒什麼特別意思，但在伊朗，這可是離經叛道的舉止，違反女性循規蹈矩的規範，若要刻意負面解讀，甚至可罪加一等到政治行為——顯然這名女性動機不良，藉「解放頭髮」而向全世界宣告她反叛的意圖。

愈黑愈虔敬，愈壓迫愈反彈

伊朗政權確實已把女性必須戴上「完全遮蔽頭髮的頭巾」升級為道德規範與國家權力等議題，一種順從與抑制的象徵。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歲的伊朗庫德族女性瑪莎．阿米尼(Masha Amini)因為「頭巾戴法與衣著不符伊斯蘭服裝儀容標準」而被道德警察帶走，最終在羈押過程中死在執法的道德警察手中。

瑪莎「死因成謎」的死亡事件像病毒般散播開來，在伊朗各地引發前所未有的示威與抗議聲浪。這位年輕女性的死亡，壓垮最後一根容忍的稻草，衝破伊朗社會大部分人忍氣吞聲的底線——他們已生活在專制的黑暗政權中長達四十三年。掀起頭巾的鬥爭，其實是挑明了和伊朗政權直球對決，直接挑戰權力核心。

發生於一九七九年的伊斯蘭革命，已成了一場實驗性的革命模式，以當時主導的什葉派伊斯蘭教為主，這群宗教領導人試圖透過革命來「整肅」這個至今已八千萬人口的社會，以領導人所主張的審美觀點、行為準則與意識形態的標準為圭臬。而這群意見領袖則以穆斯林男性為主。

握有決定權的宗教領袖，針對伊朗法律進行一連串修法，尤其在離婚、繼承、謀殺與許多主導生活的面向上，務必確保男女「不」享有同等權利。

「以我的情況來說，要得到丈夫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其實不難，只是，離婚後就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可以強迫他履行承諾過的事，無法可治他，就是這裡的法。」六十二歲的德赫拉妮說出其中無奈。

在這裡，女人何止是「男人的另一半」，簡直是注定要活在男性霸權的轄制下。雖然女性可以在婚姻議題上明確表態個人權益，但如果男人不認同或拒絕，幾乎不可能強迫他配合遵守。「我相信當初走上街頭為革命奮戰的人，他們一開始的動機絕對不像後來的發展趨勢那樣，淪為強制女性戴上頭巾或強迫女性必須依照某種特殊規範行事。這樣的後果很出乎我們意料，真的很訝異。」德赫拉妮解釋，當發生為了推翻君主政權的巴勒維國王(Shah Ali Reza-Pahlevi)的大型革命時，她才十九歲，也義無反顧投入搖旗吶喊的示威行列中，抗議目標很明確——減少社會的不平等現象，要求伊朗在國際社會上獲得更大的獨立與自主性，尤其應該降低對美國的依靠——但完全不是為了壓迫與貶損女性的平等權利。

距離那場革命超過四十年了，法律不變，社會型態倒是發生不少改變。今天的伊朗是個處於轉型過程中的國家，打破了數十年前被認可的「黑色伊斯蘭共和國」的概念，在這些約定成俗的概念下，當時的婦女不僅被要求戴上頭巾面紗，還要穿上或黑或藍等深色長袍，包得愈緊則愈虔敬。

但當大夥兒迎來伊斯蘭共和國的成立，新一代的女性已大膽衝破規範與限制，她們大方化妝、指甲彩繪、穿上時髦衣裳、在街頭玩音樂、自在騎乘單車或機車——但近幾年來，當女性把頭巾往後戴而露出額頭，或只遮蔽部分頭髮時，這些看似無傷大雅的行為，卻被有關當局視為女性爭取更大自由的「傷風敗俗」與女權主義者的鬥爭。劍拔弩張的壓制與反彈愈來愈普遍，不僅發生在一些較富裕的德黑蘭區域，也在其他各個領域延燒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