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之愈益，邏輯實證的黃昏？

過去幾年全球面對了一場疫情，目前這個疫疾雖說在快速消退，但是對於造成疫疾病毒危害性潛在威脅的大小、疫苗施用與治療措施的功效評價、罹病患者是否造成長期後遺影響，以及面對未來疫疾應該採行的措施，由社會坊間一般人的行止來看，明顯存有相當不同的認定，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這一場「三年大疫」的影響，不再僅只局限在醫療方面，在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層面，同樣也帶來深遠的衝擊。

回顧這場疫疾，由起始對病毒的認知，到後續檢疫、阻絕、防控與治療措施，無一不是近代科學思維下近代醫療的產物，也就是說，近代科學的思維決定我們對這場疫疾的認知定性，也決定著我們採行的應對措施。近代科學之所以成為當今人類面對自然宇宙的主流知識體系，是近數百年歷史發展的結果，有許多複雜影響的因素，絕不是所謂「科學的客觀理性」一句話可以道盡。

由近代科學進展的歷史來看，讓近代科學走出過往人類的自然宇宙思維，坐實其成為人類主流思維的關鍵因素，可歸之於「實證」與「化約」二端；「實證」是歐西傳承「主客分離，二元對立」思維的產物，是馭萬物之理於人控範疇的所謂「科學客觀理性」價值追求下的產物，「化約」則主導著「實證」探索的方向，由宏觀現象向著更小尺度結構的持續深入。

由近代科學進展史看，「實證」的操控作為與「化約」方向主導，有如推動近代科學快速進展的兩條腿，化約不只引導整個探索思維的大方向，也簡化實證操控的因果關聯，因此實證就更容易建立起可以控制也可以重複的所謂「實證性」，這又回頭給化約方向的嘗試帶來信心，兩者互為表裡，魚水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