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在北京的知識文化圈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辭,那就是「賽先生」,這位「先生」雖然不是一個真實人物,影響比起一個真實人物卻要大得太多了。「賽先生」的諧音來自一個外來的英文字(science),借用這個外來諧音的「先生」,為的是給我們當時面對萬般挫折、屈辱,看似百般無望的社會文化,帶來一些教化,那也是當時「五四運動」所要提倡的一個「啟蒙」。
「賽先生」的帶來思想啟蒙,是很容易瞭解的,因為當時許多人並沒有清楚意識到,這個被稱之為「賽先生」的「科學」,其實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盡付闕如的一個思維面向,那個面向出自相對我們來說,歐西的那一個傳統,也因此,其實在我們的思想語彙之中,也就並沒有「科學」這個辭彙,還是由日本的漢字中借用而來。
日本學習歐西思學體制,在東方倏然興起的成功典範,自然給多少世紀來曾經是日本效模典範的中國,棒喝衝擊,因此也就立時的援引了這個「科學」辭彙。最早由日本京都派哲學大家西周首用的「科學」,其意不過指的是「分科之學」,橘逾淮為枳,「科學」到了中土,居然成為一個新意義的「名詞」,成為無比神聖的一個辭彙,弄到最後,甚至帶來負面的教條作用,我曾經寫文章論列糾思,一直到了近年,此種「科學」的「教條意識」,才稍歇緩。
「賽先生」這個擬空的名詞,走入我們社會文化的內涵之中,其實還是晚近之事。生活在現今的北京,關心科學文化在社會中的影響,就一定會知道現在北京的一個網路「公號」《賽先生》,這個名為《賽先生》的網路意見平台,事實上是一個網路平台的代表之一,與之類似、選材稍有區隔的還有一個《知識份子》,可以說是分進合擊,針對與科學文化相關議題,刊發文章議論,引起討論迴響,讓當年那個由西文裡請來的《賽先生》,不只是落地生根,還能開枝散葉,長出了一片生機。
《賽先生》的成功,有著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時機,起源大概也就是近十年來的事。天時、地利主要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相對美國來說對科學的大力投資,這個外在的大勢,也引致了人和的加成效果,那就是改革開放後到海外追求科學深造的人才,在科學研究上卓然有成,大放異彩,許多因素也讓他們如鮭魚洄流般的回歸故土,築巢產卵,孕育新生世代。
在這個引致回流的大潮中,有兩個關鍵代表人物,那就是饒毅和施一公。兩人四十歲左右在美國一流大學坐上講座教授時,回到中國,無論是就他們能給中國科學帶來的助益來說,或是引領氣氛風潮而論,都不是更早一批所謂學成歸國者所能望其項背的。而且他們是早其心的,因為十年之前,饒毅還在美國,就已經牽頭創辦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論壇,主要就是討論大陸科研問題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