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先生」在北京

一百多年前，在北京的知識文化圈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辭，那就是「賽先生」，這位「先生」雖然不是一個真實人物，影響比起一個真實人物卻要大得太多了。「賽先生」的諧音來自一個外來的英文字(science)，借用這個外來諧音的「先生」，為的是給我們當時面對萬般挫折、屈辱，看似百般無望的社會文化，帶來一些教化，那也是當時「五四運動」所要提倡的一個「啟蒙」。

「賽先生」的帶來思想啟蒙，是很容易瞭解的，因為當時許多人並沒有清楚意識到，這個被稱之為「賽先生」的「科學」，其實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盡付闕如的一個思維面向，那個面向出自相對我們來說，歐西的那一個傳統，也因此，其實在我們的思想語彙之中，也就並沒有「科學」這個辭彙，還是由日本的漢字中借用而來。

日本學習歐西思學體制，在東方倏然興起的成功典範，自然給多少世紀來曾經是日本效模典範的中國，棒喝衝擊，因此也就立時的援引了這個「科學」辭彙。最早由日本京都派哲學大家西周首用的「科學」，其意不過指的是「分科之學」，橘逾淮為枳，「科學」到了中土，居然成為一個新意義的「名詞」，成為無比神聖的一個辭彙，弄到最後，甚至帶來負面的教條作用，我曾經寫文章論列糾思，一直到了近年，此種「科學」的「教條意識」，才稍歇緩。

「賽先生」這個擬空的名詞，走入我們社會文化的內涵之中，其實還是晚近之事。生活在現今的北京，關心科學文化在社會中的影響，就一定會知道現在北京的一個網路「公號」《賽先生》，這個名為《賽先生》的網路意見平台，事實上是一個網路平台的代表之一，與之類似、選材稍有區隔的還有一個《知識份子》，可以說是分進合擊，針對與科學文化相關議題，刊發文章議論，引起討論迴響，讓當年那個由西文裡請來的《賽先生》，不只是落地生根，還能開枝散葉，長出了一片生機。

《賽先生》的成功，有著一個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時機，起源大概也就是近十年來的事。天時、地利主要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相對美國來說對科學的大力投資，這個外在的大勢，也引致了人和的加成效果，那就是改革開放後到海外追求科學深造的人才，在科學研究上卓然有成，大放異彩，許多因素也讓他們如鮭魚洄流般的回歸故土，築巢產卵，孕育新生世代。

在這個引致回流的大潮中，有兩個關鍵代表人物，那就是饒毅和施一公。兩人四十歲左右在美國一流大學坐上講座教授時，回到中國，無論是就他們能給中國科學帶來的助益來說，或是引領氣氛風潮而論，都不是更早一批所謂學成歸國者所能望其項背的。而且他們是早其心的，因為十年之前，饒毅還在美國，就已經牽頭創辦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論壇，主要就是討論大陸科研問題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