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動命運的心弦 心臟外科醫養成記

當無菌布單覆蓋上去，我的眼裡就只有組織與傷口；腦中雖然精密地運算手術步驟，雙手也不曾停歇，但內心卻很平靜，甚至忘了自己與這位病人的連結。

手術結束後，我告訴他手術過程中，我內心的真實感受；有些惱怒自己竟如此冷酷無情，但他卻露出笑容，直說：「很好。」

傷口的主人，是我的爸爸；因為心律不整，必須裝置心臟節律器。

手術結束之後，我擔心地問他：「會不會痛？」

他告訴我：「不會。」

我不死心地再接著問：「你需要吃止痛藥嗎？」

他鎮定地說：「不用。」

我皺起眉嚷著：「你可別因為我是你兒子就逞強說不會痛，怕人家說你兒子技術不好！會痛要說，不要硬撐，有止痛藥可以吃。」

他笑了，並且再次跟我保證，他真的不會痛。

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我還剛升上主治醫師不過一年，並且在美國的實驗室想方設法地要擠進博士班。因為父親需要安裝心臟節律器，所以請假回台灣；心臟內科謝仁哲醫師先巧手替父親植入電極，再由我切開傷口放入節律器。

今年四月，爸爸的心臟節律器必須更換電池；這檯刀由我安排、也由我操刀。手術前，他將家裡穿來的衣服脫去，換上醫院的病人服，頭上還戴著青綠色的網帽。我不急著為他執刀，反而領著他先看了看手術的所在——內外科高階整合手術室， 這是我這幾年致力執行的規畫案；我希望讓他知道，在醫院裡除了看病、開刀，他的兒子還忙了些什麼。

曾幾何時，他這個差點考不上大學的兒子，如今竟然是一名能握著手術刀、從容地替他動手術的外科醫生了。

很多時候，其實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回想起小學的時候，我在一個非都會區的學校就讀，在沒有太多競爭的環境裡，很容易就能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績。在那個分數就是一切的年代，我幾乎拿下了每一次模範生的選拔，除了六年級那一次。

那天公布獲選名單，由校長親自把全校模範生的桂冠戴在我最要好的朋友頭上。雖然沒當選模範生，但我卻比以往都來得興奮，因為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身為台灣平劇比賽第一名的他，可謂實至名歸。

那天放學，老師把我留下來，在所有同學都離開之後，語氣輕柔地安慰我，希望我不要喪氣，他也覺得很可惜並不是我。

這是我首次意識到名聲這件事情，只是那時我並不在乎。直到高中一年級下學期我從資優預備班被踢了出去，我才發現，原來我是在乎的；只是，我追求的不是名聲，而是自尊。

當自尊被摧毀之後，我便再也抬不起頭來。

高中時期，我過得非常不快樂；除了自信不再，生與死的問題更一直在我的內心徘徊。我無法專注在學業，生死的困惑與對於人生的迷惘，幾乎占滿我的思緒； 只是，那時的我沒有足夠的經驗與智慧去面對，導致成績每況愈下，惡毒的字眼更不斷從我嘴中冒出，只想用自己對人生的憤怒來引起父母的注意。那時候的我肯定傷透了爸媽的心。

有一次，脖子後出現一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裡磕碰而成的瘀青，媽媽質問我是不是跟人家打架，憤怒的我口不擇言地回嘴：「妳怎麼不說是被砂石車撞到的？」

砂石車是媽媽一輩子的痛，更是我們家最禁忌的話題；因為，二舅舅在我進高中前的暑假開車與砂石車對撞，當場殞命的回憶太過傷痛。媽媽聽我這麼回，沒有憤怒，只能任悲傷的淚水不斷流下，她甚至沒有力氣罵我，也無法再與我對話。我傷她之重，不只這一次，類似的對話在高二、高三經常發生。

進入慈濟大學醫學系是人生轉捩點。

以高三那種成績與模擬考的表現，能上大學就要偷笑了；即使拚了命再重考三次、五次，我應該也進不了醫科。慈濟大學醫學系肯收我當學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

推甄後接到李明亮校長的電話，我的心就被收買了；怎麼可能有一位校長，還是一位大學校長，接連打了三通電話來——一通給宜蘭高中校長、一通給我的父母、一通給我，只為了向未來的學生道賀，只為了叮嚀我必須在入學之前做好充實自己的各種準備。而入學之後，校長室大門也總是敞開著歡迎我們進入。

大學時期，兩位懿德媽媽——羅美珠媽媽與林庭君媽媽、慈誠爸爸陳英和榮譽院長，以及張憲生組導師都不時關心我們。其他的老師，像是著名的「慈濟三雄」——方菊雄、陳紀雄與邱鐵雄教授，以及黃森芳教授、賴其萬教授、陳信一教授、葉思芳教授、曾應龍教授、許永祥教授等，也如同長輩或父兄般地對待我們。在他們的引領下，我開始參與醫學、理解醫學。

影響我人生最重大的，無非就是「無語良師」康爺爺一家。康爺爺在世的時候我不認識他，但因為他與家人的大愛，讓我在他的身上盡情地學習；也因為康阿姨與康叔叔們的描述，我更了解康爺爺的理念。當時我既驚訝又感佩，怎麼會有人捐出身體讓我們開膛剖肚？又是何等大愛，讓他的兒女願意將自己父親的身軀交給陌生又沒經驗的醫學生，任他們在父親身上劃上千百刀？

我也感恩　證嚴上人，因為他建立了慈濟世界，繼而有了醫療志業，並為了醫護人員的培育進而創辦了慈濟技術學院與慈濟大學。我想告訴師公：「謝謝師公上人，讓我有書讀，讓我有醫生可以當。」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不僅為我的爸爸開刀，也為病患動過一檯又一檯艱鉅的手術。身為一名心臟外科醫師，或許我已然成熟獨立，但仍必須不斷學習，日子過得既充實又忙碌。

「出一本關於你怎麼變成心臟外科醫師的書，如何？」第一次聽到慈濟基金會王端正副總執行長提出如此建議時，我微微回以一笑，卻沒有認真的放在心上；當時我認為，這或許是閒聊之餘所提出的想法，也或許只是客套話。

對於一位心臟外科醫師而言，我的資歷淺薄，出書的念想實在離我太過遙遠，也是一個不敢妄想的奢望。

幾週之後，我再一次碰到王副總，他知道我不太願意，於是改以另一個方式問我：「你要不要以一個慈濟大學畢業生的角度，談談在慈大接受到什麼樣的教育、後來又怎麼立定志向走大家不想去的心臟外科的過程，藉此給學弟妹們一點鼓勵？」

見我的表情似乎有些心動，王副總不給我思慮與反悔的時間，馬上就說：「我幫你聯絡好了，下週我就請記者心怡來花蓮訪問你！」

雖然過程似是被半強迫，但我確實有些改變心意；倒不是內心的虛榮心作祟， 而是自己能當醫生，全是因為慈濟大學醫學系肯收容我；因此，只要是以「慈濟大學」為名的邀約，我幾乎不會拒絕。畢竟，學校對我有恩，更何況王副總還是當年推甄面試的第二位考官，是讓我能當醫生的重要貴人，豈容我有拒絕之理？

在外科式微的這幾年，總有學弟妹們會問：「當初你為什麼要選擇心臟外科？」也會問：「在醫療糾紛頻傳、醫病關係緊張的現在，為什麼你還是這麼拚命？」如此提問，總讓我難以一語道盡；這本書的內容，或許可以幫我解答一些。

另一方面，這段出書歷程也是一把協助自己與不堪過往和解的鑰匙。藉由與執筆記者談起往事，再透過她的文筆書寫成冊，在細讀校對文稿的過程中，一次次地打開我的心門：那不願回憶的高中生活、處處碰壁且挫折不斷的美國求學過程，以及那些沒能救起來的病人……記憶一幕接著一幕重新浮現在我面前，讓我數次在電腦前痛苦地淚流不止，甚至忍不住放聲大哭。這些人生走過、經歷過的故事，藉由出書的機會，讓我再一次地省思，也深刻地體悟到：自己既然因為好運氣才能成為心臟外科醫師，更應該全心奉獻自己。或許我最後還是沒有辦法開智慧、理解生死；對於生與死的解答，卻能更靠近一步。

最後，我由衷地感恩心臟胸腔外科兩位恩師——趙盛豐主任與張比嵩主任的教導，讓我得以成為獨當一面的醫師。另外，我非常感謝鄭伊佐醫師擔任我婚禮的伴郎，並在我出國進修的五年間撐起花蓮慈濟醫院心臟胸腔外科；以及我的好學妹劉穎醫師，在我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陪伴我，協助我度過離開臨床多年的焦慮與惶恐，並鼓勵我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在此，我要特別謝謝為本書執筆心怡小姐，她同時也是我慈濟大學的學妹。為了配合我的時間，多次往返花蓮，還訪問了我的長輩、老師與朋友們，甚至越洋訪問我的乾媽，將這本書寫得這麼生動，並忍受我多次的修改。

這本書能夠得到我人生的典範與偶像——李明亮前署長與魏崢院長為我寫推薦序，是我畢生的光榮。期許自己能努力不懈，以求達到他們百分之一的成就；亦會秉持他們的教導，發願自己做為基石，讓同儕與後進踏在我的肩上成就卓越。

為了病人打架的我

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Pete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在一八八○年寫下的《一八一二序曲》獲得眾人的喜愛，即使經過數百年，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仍能在不少廣告作品與慶典中，聽見這首樂曲。

然而，作曲家本人對這首曲子的評價卻不高。在作品完成之後，柴可夫斯基寫一封信給他的經濟支持者梅克約夫人，信上表現出他對這首曲子的厭惡，他在信裡這麼說：「這首曲子非常吵鬧，而且相當喧嘩，根本沒有任何藝術價值，我在寫的時候一點也沒有熱誠與愛意。」

即使在自己熱愛的創作中，柴可夫斯基也曾迫於現實，譜寫出他最不喜歡的曲風。我呢，始終珍惜著披上白袍的滋味，即使再累也不曾後悔踏上這條路；但是，在醫院裡，偶爾還是會吹來冷冽的風將我的熱情凍結。

那一道道刺骨寒風就是病人；即使人數不多，卻已足夠將我深鎖寒冰之中。

例如那位退伍軍官。

他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整張臉的毛細孔裡流露出希望：「別人介紹我來的， 希望醫生你能幫幫我。」

他的症狀並不難解決，是主動脈瓣膜與二尖瓣膜狹窄，別人介紹他來找我替他動手術；但我謹慎評估後，告訴他，目前狀況並不危急，手術還可以再緩緩。雖然解消了他原有的起心動念，但也給了他充分的理由：「你的心臟問題還可以再觀察，目前還不到需要開刀的地步；再者，因為你長年在洗腎，這手術一動下去，不僅過程困難，後續照顧也不容易。」

診間裡，兩個首度見面的人看著彼此，細細咀嚼對方的話語；才不過幾分鐘時間，我很感謝他用理智堆疊出對我的信任，並且同意我的判斷。接著，有長達兩年的時間，我照顧的不是他的心臟，而是洗腎的血管。

隨著時間過去，他心臟的惡魔已經開始在蠢蠢欲動，休克找上他的次數開始頻繁。

「我想現在是不能等了。」聽著我吐露的一字一句，憂愁的霧霾在他的眼裡擴散開來。腎臟疾病已經將他的人生擊敗過一次，好不容易在這幾年間重新適應不同的人生，並且在家人的溫暖圍繞下摸索出生活的平衡；眼下，心臟的問題卻更是棘手。我知道他的神經已經瀕臨斷裂邊緣，於是趕緊把最負面的話說完，接下來是要給他信心與希望：「我們會跟你一起努力。」

兩年的相處，讓他比第一次來找我時更信任我，這檯手術的排程在幾乎沒有疑慮中，很快就定了下來。

可喜的是，他度過了心臟手術以及預後所帶來的難關。正當我們以為可以安心之際，命運卻猛然地朝著他開了一槍：他的腸胃道開始出血；併發症來得突然，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他在加護病床病上掛著的基本資料牌裡，我的名字被抽換下來，換上另外一位專科醫師的名字。此後的治療方向再與心臟無關，但我還是不時地往他的床位過去；促使我的腳步往他而去的，已不再是責任，而是一份情感。

他的狀況始終上上下下，離理想的狀態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即使仍在加護病房，我們內心的希望仍然不斷地唱著愉悅的歌；因為，他始終散發著不容忽視的堅忍與堅強，我們都認為他一定能再次度過難關。

「張醫師，你要記得找時間休息。」探視時間到了，家屬走進加護病房看見我守在他的床邊，殷殷叮嚀；「我們每次進來，看你不是在照顧他，就是守在其他病床邊照顧別的病人，你真的要好好休息。」

「這是我的習慣。」我不是有意用一句話就打發他們的關心，而是因為，要向人說明自己的個性，需要許多時間來一一剖析，但是他們進加護病房的時間有限，我並不想佔用他們與病人的相處時間。

只要病人狀況不好，我就一定會守在他們的病床邊；打從跟在兩位老師身邊學習以來，「照顧狀況不好的病人」的這個傳統，早已經隨著歲月，融進我的血、滲進我的骨。

隨著他的狀況變好，甚至都已經拔管自主呼吸了，我們都以為，他一定能出加護病房。沒有人能預料，柴可夫斯基那首名為《悲愴》的第六號交響曲已經開始敲出第一個音符。

柴可夫斯基曾說，《悲愴》像是一首安魂曲；有如預言般，他在這首曲子初演過後幾天就染上霍亂，沒幾天後就離開了人世。

才短短兩天的時間，退伍軍官就從即將可以被宣告復原，轉而跌落生命的谷底。

最後那一刻，家屬都到了，長年照顧他的外勞也在一旁紅了眼眶；同樣站在病床邊的，還有我。

「如果看得到，每個醫師後面肯定跟著一串人。」張比嵩老師總說，病人的離去大多都是我們所不能違背的天命；「你只要心裡坦然，自認已經盡力，就往前看， 不要糾結了。」

老師的話我一向奉為聖旨；但只有這段話，始終被拒於我的心門之外。

「爸爸，你安心放下，我們一定會好好過我們的人生。」女兒俯身靠在他耳邊說著；字句雖然精簡，卻感人肺腑。在即將離別的此刻，她沒有被悲傷的情緒拉遠， 有條有理地訴說內心所想：「你已經照顧我們很多年了，也為國家做了許多事情， 你要放下、放手，不要再強撐，你這樣實在太痛苦了。」

她將自己最悲傷的情緒，化為最慎重的道別：「我們會好好照顧媽媽，也會把你教導我們的傳承下去。」

他的家人輪流地將想對他說的話一一訴諸，唯有我一句話也沒說，站在一邊流著淚，看著他吐出最後一口氣。

依依不捨地將視線從父親身上移開，他女兒轉過身來向我道謝：「張醫師，也非常謝謝你一直守在我爸爸的身邊照顧他。」

這個感謝之於我而言，實在過於沉重；我多麼希望，是在送他康復離開醫院時聽到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