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干達首位佛教僧侶 覺護比丘的修行之路

在非洲人的普遍認知中,佛法等同功夫與東方武術,屬於瘋子行徑;披上袈裟的覺護比丘縱使飽受文化曲解與攻擊,仍立志讓佛教在故鄉落地開花,藉此療癒非洲百姓的世代創傷。

披上袈裟的覺護比丘縱使飽受文化曲解與攻擊,仍立志讓佛教在故鄉落地開花。(攝影/Eugénie Baccot)
披上袈裟的覺護比丘縱使飽受文化曲解與攻擊,仍立志讓佛教在故鄉落地開花。(攝影/Eugénie Baccot)

洲烏干達第一位僧侶——德高望重的覺護比丘(Bhante Bhikkhu Buddharakkhita),本名史蒂芬.卡巴葛薩(Steven J. Kabogozza),出生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在傳統天主教家庭成長。這位南傳上座部佛教僧人,身兼烏干達佛教中心與佛寺的創辦人、院長,同時也是《散發佛法種籽:非洲佛教的興起》(Planting Dhamma Seeds: The Emergence of Buddhism in Africa)一書作者,道盡作者在非洲的宗教志業與靈性工作,立志透過他的靜思修行與佛法傳授,將佛教傳統傳遍非洲大陸。

覺護比丘是在一九九○年遠赴印度深造時,首次接觸佛法並受到吸引而皈依成為佛教徒。

「我是在印度的旁遮普大學修讀商業管理時初識佛教,最後竟轉而成為佛教徒。」這位五十四歲的僧侶在位於山坡上的佛教中心接受訪問時,說起這段與佛教的因緣。眼前的道場,靜謐肅穆,可眺望維多利亞湖,坐落於伽魯加(Garuga)——一個離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南方四十公里的小鎮。皈依後,覺護比丘自二○○五年起,弘法足跡遍及世界各處,先後在非洲、澳洲、歐洲、亞洲、南美洲與美國等地教導正念、靜心與冥想。

由覺護比丘於二○○五年在烏干達創設的佛教中心,不僅是弘法講學、修行冥想之處,也是連結非洲各地佛教徒的信仰中心。

商學轉佛法的因緣

「家庭背景的因素,我一直以來都想往商業管理方面進修。我曾經夢想成為我們家族企業的首席會計師。」他繼續說道:「但我後來發現,佛教比商業經營更能令我感覺平靜祥和。但是,現在這兩個領域對我而言,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從商學管理轉向佛學,這對他是人生中的戲劇性轉變。就在那段期間,旁遮普大學發動了長達兩個月的罷工遊行,外在客觀環境的衝擊加上內在的拉扯激盪,覺護比丘憶起那段混沌不安的過程,感慨地說:「一切看似風平浪靜,但我內心其實徹底混亂。我很挫折,不知所措,只想一走了之。」

說來奇妙。「當時遇見兩位來自泰國的和尚,他們並不在遊行隊伍裡。他們很平和,所展現出來的生活態度令人羨慕。我被他們吸引,他們最終也成為我僅有的幾位朋友。」他解釋道:「他們無論做什麼,總能牽引我內在深刻的慈悲、善意與感恩之情。於是,我開始對菩薩道與佛法感興趣,我很快就全心投入、熱愛佛法。原來的困惑煩惱,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異常的平靜。」

二○○一年開始受訓成為見習僧侶,覺護比丘於隔年在美國聖荷西的如來禪修中心結業,接受喜戒禪師(U Silananda)授予南傳上座部佛比丘戒,至今已當了十九年僧侶。「十九年期間,充滿各種挑戰,我學習謙卑,也備受祝福。有時候,我也曾萌生一絲懊悔。」他說。「但那些過程也教會了我許多關於自己的功課,攸關人類、智慧,以及如何繼續前進的決心和毅力。無論如何,都是非常珍貴的因緣。我所領會與學到的,比那些困難更有價值。」

比丘的母親照管食物與佛寺,對兒子全力支持。

那些修佛的訓練將他從印度帶到美國的西維吉尼亞與巴西,旅居美國期間,他在修行協會(Bhavana Society)接受當代內觀大師、同時也是北美地區地位最高的斯里蘭卡佛教上座部長老德寶法師(Bhante Henepola Gunaratana)的指引傳授。修習八年後,二○○五年返回烏干達,並在故鄉設立佛教中心。

「原本五年的訓練延長到八年,因為我常在美國與烏干達之間來回往返,有時候回來探望我的母親,我的老師也會安排我去教學。」覺護比丘反思自己的修道之路,說:「我發現自己無法在那麼有限的時間中完全領會所有內容,我想五年恐怕完成不了,所以我讓自己再延長三年,希望學得更通透。」爾後,他在二○○九年揮別老師,「我告訴老師我將獨立,走自己的路;也獲得老師的祝福。」

出家人嚴守每日一餐素食,且由他人準備。

這段在異鄉追求佛法、成為僧侶的道路,既要修習、又要長途跋涉,還得顧及現實生活的起居與溫飽,過程艱辛而波折,外人難以想像。覺護比丘說:「我在許多國家沒有長期居留證,所以很難找到穩定工作來維持生計。為了生活,我還曾經在泰國當過潛水指導員。」身為道地非洲人,覺護比丘曾因被懷疑是邪教男巫,而在佛教中心被槍擊,險些在近距離內被子彈射中;一直到今天,他所傳揚的佛教仍不斷被公眾曲解,或引來文化上的誤解。

「社會上很多人對佛教其實一知半解。即便飽學之士也常誤將佛教與巴哈伊教、印度教相提並論。還有人批評我不該成為和尚、不該成為佛教徒。」覺護比丘繼續說道:「大家覺得佛教是屬於亞洲與華人的宗教,還把佛教與功夫、跆拳道、空手道聯想一起,但說什麼都不該屬於非洲,也和非洲無關。這其實都是無稽之談;這裡的學校從來沒有教育我們任何與佛教相關的常識。」

「我必須確保我在這裡所教的內容,足以釐清學生們對佛教的錯誤觀念。佛教說的不是華人、印度人或緬族人。」雖然非洲裔中不乏佛教徒,但大部分非洲佛教徒確實都是亞裔,大多是華人、斯里蘭卡人、越南人與日本後代。「非洲的文化界與政治圈還找不到任何領袖是佛教徒,或相信佛教哲理的。至少我不知道烏干達或非洲有沒有任何總統、文化菁英或國王是篤信佛教的……,如果國家社會有任何領頭羊追求佛法,我相信佛教的成長會比較快。」覺護比丘指出其中關鍵。

疫情前在衛塞節舉辦的活動,吸引各地學員來參與。

如此觀點其來有自。他說:「佛教國家如斯里蘭卡、印度、泰國、柬埔寨與緬甸都不曾殖民過非洲國家。如果這些佛教國統治過非洲國家,或許我們很早以前便有機會接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打開非洲歷史,那些曾經留下殖民記錄的,也同時留下醫療、宗教與教育系統,殖民宗主國建設的醫院、學校與教堂,到處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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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水蓮

【本期封面】攝影/陳應欽
曾吃過清炒水蓮等料理的民眾,想必好奇那細長的水蓮菜,到底是蔬菜的哪個部位?又或者好奇水蓮在自然環境中的原來樣貌。市場裡的水蓮,有多達九成來自高雄美濃。採收水蓮得整天泡在水裡,一點都不輕鬆。近年來鄉村農業缺工嚴重,種植水蓮的農家,也面臨缺工的困境。圖為來自越南的新住民正在池中清洗與整理水蓮的細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