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下空間 不只是邊緣

傍晚，台北華山文創園區旁邊的新生高架橋下，除了車水馬龍，還有一場場體力與技藝的戰鬥正在發生。靠近八德路這頭的滑板場，十來位玩家在斜板及鐵桿之間恣意穿梭；另一頭的籃球場，則是大台北著名的鬥牛聖地，吸引了數十位學生及上班族揮汗較勁。

有別於新生高架橋下的燈火通明、熱血沸騰，台北不少橋下設置了環保局清潔隊基地，卻是陰暗潮溼的空間，以簡陋鐵網、鐵皮或磚牆圍起，不只有清潔隊員長年隱身在此工作，也有趕不上垃圾車的民眾前往倒垃圾，橋下成為他們的日常一景。

長久以來，高架道路承載著重要的運輸功能，在都市裡築起一座座既跨越、又割裂的水泥橋梁。這些巨大量體的下方或邊緣，雖然與其他用途的空間並存，彼此的關係卻相互隔離。

隨著都市發展、大眾對空間品質的要求不斷提升，國內外將目光投向高架橋下，漸漸發現這些灰色空間的場所價值以及美學價值。跳脫舊有思維、重新改造之後，不但滿足民眾的需求，更創造出不同的城市風景。

活化之後的優化

被高架橋環繞、貫穿的台北，從一九六○、七○年代台北橋下萬頭攢動的臨時工市場、曾盛極一時的光華橋下3C店家與舊書攤，到現存四十多年的環河快速道路下五金商圈、建國高架橋下假日花市及玉市，台北的橋下空間早有各色商業聚落──儘管這些商業聚落來自偶然與無心插柳。

長期致力研究都市設計的知名建築學者夏鑄九曾表示，都市規畫中並沒有橋下空間的設計，但由於台北公共空間不足，橋下因此成了當時政府安置拆遷戶或解決都市空間問題的「補償空間」，多年後變為台北的常態。

以一九八二年啟用的建國假日花市來說，其前身設在重慶南路的民眾團體活動中心，後來因為場地改建而遷到建國高架橋下；平日是停車場，週末變身花市，成為熱門購物及休閒景點，更是亞洲最大的零售花卉市場。疫情前，週末兩天可吸引逾三萬人次造訪。

笑稱自己因為疫情而培養出「玩植物喪志」能力的民眾余小姐，每每到此絕不會空手而回。她認為，雖然花市在橋下，環境並不糟。一旁店家則表示，以前靠近下橋的那一側，車輛會發出很大噪音；如果下雨，還會被外頭車輛濺起的水花弄溼。「好在幾年前橋上加裝隔音牆、橋下也加了防水帆布，大家就比較不困擾。」

「建國花市匯聚了人氣、買氣，算是非常活絡的橋下空間。」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教授郭瓊瑩予以肯定。

「但說實在，你不覺得建國花市這麼多年來都沒什麼改變？」她話鋒一轉，提到花市兩側大面積的亮綠色帆布，雖然達到了遮陽擋雨的目的，卻是一種粗暴的「美化」，誤以為使用鮮豔色彩就能展現活力。

郭瓊瑩觀察，不管是公部門還是一般民眾，普遍抱持著「將就」、「能用就好」的心態，因為就算不講究這些小細節，店家生意照樣很好，才造就了「數十年如一日」的花市景色。

「橋下空間有了生命力之後，應該進一步思考如何優化，滿足功能、也追求質感與美感。」郭瓊瑩強調：「面對公共，設計是要解決問題，並非只是為了表面好看。」

因地制宜的改造

從都市計畫的層面來看，在二十世紀中葉功能主義的主流影響之下，土地利用偏向單一性，辦公區域只有辦公，交通用地只服務交通、不作他用；高架橋下的空間因此被視為道路的附屬物，僅作綠化、停車或公務單位。類似這樣的都市剩餘空間，通常不受關注、無明確功能而被消極使用或者閒置，久而久之有些地方甚至與「昏暗」、「髒亂」畫上等號。

直到人們開始反思功能主義，尋求都市的複合發展，再加上空間飽和，原本不起眼的橋下空地逐漸被賦予更多元的意義。例如歐美著重公共利用，日本朝向商業用地；在台灣，有的成為地區活動中心，有的成為共融公園。當用途轉變、更多大眾參與使用，人們看待這些公共空間的標準，自然就會比過去視為「無用之地」或「剩餘空間」來得高。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橋下空間最好根據周邊環境的紋理及特性去串連，輻射能量才會大，也就是因地制宜。」郭瓊瑩表示。

以台灣人熟悉的日本為例，二○一六年開幕的東京「中目黑高架下」(Nakameguro Koukashita)商場，即考量周邊繁榮且悠閒的特點，創造出契合當地洗練氛圍的新生活場域。

走出雙線交會的中目黑車站，伴隨著高架鐵路上不斷傳來的「叩隆、叩隆」聲響，踏進中目黑高架下的蔦屋書店後，彷彿來到另一個世界，被成千上萬本書籍與溫暖簡約的裝潢包圍，隔絕了外頭的紛擾嘈雜，完全無法想像過去閒置多年、陰暗又壓迫的封閉模樣。

這個如今匯集書店、餐飲、服飾等多樣業種的非典型商業空間，是由東急電鐵、東京Metro兩家鐵路公司聯手開發，導入設計及商業策畫團隊，靈活運用高架結構柱，並提升整體照明，塑造出極具高級感的環境。不僅如此，新商場也強化了車站與附近商店街、住宅區的連結，豐富了都市步行空間。

回到台灣，郭瓊瑩認為，像是台北中正橋下鄰近有紀州庵文學森林、福和橋下有寶藏巖，都相當適合與周邊串連，而且空間的運用方式還可以再創新，讓都市生活充滿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