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牌 是吸睛還是礙眼

我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台灣街景,充滿試圖傳遞訊息給路人的視覺影像,究竟是吸睛還是礙眼,是爭奇鬥豔還是群魔亂舞?

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街頭,大樓牆上掛滿醒目招牌。(攝影/安培淂)
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街頭,大樓牆上掛滿醒目招牌。(攝影/安培淂)

隨春天空氣中特有的芬芳走在這個小鎮上,道路兩側樓房同樣有著鐵窗、空調、管線等突出物,加上一樓的外推雨遮,乍看與台灣其他地方沒什麼兩樣,卻因為某項物件的變化,讓街道終於有機會從雜亂中解放。

「是『招牌』,大家把招牌變小了,而且各有特色。」在新竹縣關西鎮市區開店二十年的蕙如美髮老闆謝蕙如,看著門外直徑僅四十公分、上頭有Q版美髮師插圖的小招牌這麼說。

包括小吃店、診所、電器行、機車行、檳榔店……,關西鎮上約七百間店、九百面招牌,如今已有八成招牌完成改造或即將改造。三年來店家陸續響應鎮上行動,將招牌縮至原本法規的三分之一大小。不僅如此,影響也擴及周邊鄉鎮,北埔鄉現正著手進行中。

大面積帆布廣告、LED招牌燈箱,充斥在台北西門町。豎立在路邊的競選旗幟與廣告,是大選年的「期間限定景色」。

只要是生活在台灣,對於以下描述,腦中應該很有畫面:五花八門的廣告招牌、公家單位及店家都愛用的紅布條,或者大選年的競選旗幟,從都市鄉鎮到風景區無所不在,在街頭爭先恐後地向路人大喊:「看我!選我!」

這些由各種訊息組成的視覺影像,多年下來建構出台灣的街道景觀,這樣的景觀究竟是吸睛還是礙眼?是爭奇鬥豔還是群魔亂舞?

店家期望與顧慮的產物

台灣的招牌看板文化,可追溯自清領與日治時期的街屋與商號概念,尤其受到日本影響;戰後隨著經濟起飛,加速帶動商家林立,也讓招牌的需求與日俱增,商家無不想方設法追求廣告效益最大化,因此競相架設各式招牌,將爭取路人眼球的戰場,從店面向外延伸到騎樓與街道。

「對於招牌,台灣店家絕大部分都是『能做多大就做多大、能多亮就多亮』,深怕路人看不到。」寶藝廣告設計總監李奕樵指出。從事廣告招牌設計與製作近二十年,李奕樵的客戶囊括國際連鎖品牌及國內大小公司行號。

在店家這樣的心態之下,自然而然產生一面面誇張的招牌。一則尺寸過大,不斷加長、外推到極限,或者大面積覆蓋建築立面;二則顏色搶眼,偏好使用高彩度與高明度的鮮豔亮色。兩者加總後,形成我們習以為常的街景。

協助客戶規畫招牌時,李奕樵會注意周邊環境,但重點不在「融入」,而是如何與其他招牌「區隔」。他也遇過客戶堅持加裝LED跑馬燈,即使勸說跑馬燈廣告效益不大,但因為附近同業有裝,客戶還是決定輸人不輸陣。

「老實講,店家都希望把招牌做美美的,但常常出於預算考量或擔心看不到,原本想像的簡約風可能就變成廉價感。」與各行各業客戶打交道多年的李奕樵解釋,畢竟店家是為了賺錢,從現實面來看,最後往往會犧牲質感。「總之就是怕看不到、怕被比下去!」

有別於過去主要為了告知與宣傳,如今部分功能已被導航工具、社群媒體取代,招牌未必需要像傳統那樣張牙舞爪。李奕樵表示,現在客戶確實有進化,但也取決於店家所在的街區型態與街道尺度。「如果在沒什麼店的巷弄,客戶會覺得招牌小也無所謂、反正找得到;如果在夜市或大馬路旁,他們就會要求醒目,不然容易被路過的客人錯過。」

可以這麼說──每回輿論提起台灣街景時,那些總會被詬病「又醜又亂」的招牌,其實是店家期望與顧慮之下的產物,也是功能與美感拉扯的結果。

台灣招牌的歷史沿革

1.日治時期:簡單樸素
台灣的招牌看板文化,可追溯自清領與日治時期的街屋與商號概念,尤其受到日本影響。日治昭和年間流行琺瑯鐵牌看板,受限於工藝技術,只能以簡單的顏色繪製。即使商家看板不多,當時對於看板突出街道的距離已有法令規範。

即使商家看板不多,當時對於看板突出街道的距離已有法令規範。(圖片/南堂)

2.光復至今:百花齊放
戰後經濟起飛、商家林立,使得招牌的需求劇增;隨著技術進步,形式及材質皆日新月異。從一九五○、六○年代多為手工繪製,一九七○年代引進壓克力材質,一九八○年代開始電腦割字,到今日的電腦彩色噴墨輸出,招牌風格更趨多元,並與各產業流行走向息息相關,共通點則是「又大又搶眼」。

從一九五○、六○年代招牌多為手工繪製(攝影/Ron Payne)。今日的招牌以電腦彩色噴墨輸出,風格更趨多元(攝影/安培淂)。

穿制服的招牌失去特色

這麼多年來,當然有一些公部門或商圈嘗試改變現狀。比如,走在經過規畫的老街或商店街上,兩旁是具歷史風情的老建築,外牆上大小形狀統一、彷彿穿著制服的招牌,整齊卻顯得有些呆板制式。

隨著都市更新、商圈再造計畫的推行,台灣從北到南大小城鎮都不乏見到這類「規格化」招牌,例如十多年前台北市博愛路「相機街」(現名為北門相機商圈),就改為相同尺寸與底片意象設計的招牌。為了管理招牌、美化街景,反而陷入形式主義。

管理不應是消除特色,而可以透過適度規範來彰顯特色,並保留多樣性。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助理教授郭維倫指出,對於地方政府或商圈來說,限制招牌樣式的確能減少製作與管理的成本,但規格雖然統一了,也失去原來台灣招牌的特色。

《街屋台灣》作者鄭開翔畫下台灣各地街屋的模樣,不時可見過大、過多的招牌攀附在建築上,以及深怕路人沒發現而四處懸掛的看板、布條,都成為我們熟悉的景色。(圖片/遠流)

「豐富熱鬧、所有東西都想秀給大家看──我認為這是台灣人生活價值觀的一部分,也是台灣文化最有趣的地方。」他比喻:「台灣城市像混合各種食材的包子,西方城市則是層次分明的漢堡,無關對錯,而是各自擁有不同的價值觀。」

與招牌同屬廣告物的布條及旗幟,也是台灣街頭常見景觀,甚至近年還流行搞笑文案,吸引目光。郭維倫表示,這類因為宣傳、促銷或競選的期間限定活動,倒可以視為「隨著時間產生的有機變化」,活動結束即撤除,而不是掛到汙損、褪色或掉落。

「先不論這些廣告物的主觀美醜,真正不該的是:髒亂。」郭維倫直指。

隨便找個地方看看,是不是有些招牌早已髒汙或褪色到看不清楚店名?是不是有的面板破損到僅存鏽蝕的邊框獨自堅強?這些都是缺乏維護管理觀念所導致,不只是破壞景觀,還可能危及環境衛生與公共安全。

李奕樵也不約而同地表示,不少客戶「掛上招牌就忘了要定期更新」或「想等壞掉多一點再一起修」,連鎖品牌才比較會留意招牌的後續管理。

儘管爭奇鬥豔是特色,缺乏清潔維護、新舊招牌又不斷堆疊,恐怕只剩下群魔亂舞。若要讓景觀蛻變,郭維倫指出,台灣需要「減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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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任《經典》雜誌撰述
本名Alberto Buzzola,《經典》雜誌攝影召集人。 作品【海峽系列】獲2011年金鼎獎最佳攝影獎。〈難行仍行:邁向理想環境的交通規劃〉獲2012年吳舜文獎最佳專題攝影獎。
本文出自

見青即是藥

【本期封面】攝影/劉子正
淨斯本草飲的八種植物配方皆屬食藥材,其中艾草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這些看似尋常無奇的草葉,在中醫方的巧手調配下,卻能抵抗世紀疫情。台灣草藥產業長期受到忽視,如今,體認到與病毒共存的長期抗戰,除了國民做好防疫保健,政府是不是也應正視台灣中草藥自給率僅1%的現況,有系統地整合產業鏈,給民眾一分安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