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見野生南極

我踩在浮冰上，雖然是仲夏，但南極大陸邊緣南冰洋的浮冰群仍是堅硬，不用太擔心我會落入0℃以下的海裡，據說跌入水裡，僅要兩分鐘就失溫而回生乏術。我看到遠處浮冰上有一個黑點，研判應是一隻海豹，拿著長鏡頭希望能拍幾張稍近的照片，慢慢地嘗試趨前。海豹看到我了，牠並沒如我預期地滑入水裡，仍是靜臥著，再前進，觀景窗裡照出是一頭小威德爾海豹，近到不能再近了，小傢伙可是一點都不害羞，竟然還對著鏡頭露出一抹微笑。

在我三十多年前訪問南極的時候，即使在夏天，大概也僅有約三千個人類，所以人應該是當地最稀有的動物，更何況在《南極條約》的約束下，整塊大陸僅以科學研究為主，當然是不允許有盜獵濫捕的行為。簡言之，南極的動物對人類可是有極大的好感。

我初學攝影的時候，壓根都沒想過自己最終會拍不少野生動物。如果回到一九八○年代，野生動物在台灣頂多是熟悉的白鷺鷥吧，不然就是拍蝴蝶，那個年代，連麻雀都怕人，小朋友僅一抬手，整群麻雀都會飛走(彈弓的刻板印象，麻雀族群也要二十餘年後，才逐漸抹滅)。整個台灣攝影圈如果能有一些野生動物照片，不消說，一定是學術研究單位流出。當年連訂個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都需要新聞局批准，那可能是我們能最親臨野生動物的媒介。當然八○年代末，各地區鳥會成立，因為賞鳥而意識到台灣環境生態的保護，這時扛著大型望遠鏡頭來拍攝野生鳥類的族群，也逐漸興盛起來。

一九九○年尾，我隨著中國的南極考察隊搭著船到南極三個月，其中的收穫就是與野生動物的美妙互動經驗：首先是一路跟著大船巡弋的信天翁，即使經過風暴頻頻的西風帶，牠們仍盯守不失，因為船尾總有廚餘的排出，跟著大船絕對食物不缺。然後是雪海燕(Snow Petrel)，牠們與企鵝一樣是唯二的南極土著，在南極幅合帶內，一群雪白黑喙如同鴿子大小，對比著無汙染的藍天，急速地飛越船的上空，直往南極大陸方向。真難相信牠們冬天是生活在南冰洋的冰山與浮冰群，夏天一到則往南極大陸的裸岩地帶哺育下一代。

至於海面上，除了偶一可見的小鬚鯨，就是魚躍式泳姿的企鵝了。當時，我們的船陷入了浮冰群幾天內無法脫身，這時就從冰裂縫裡跳出了一隻隻的阿德雷企鵝，牠們對佇在冰上的龐然大物可是滿滿的好奇心，沒一會兒，我們從船弦下看，已群聚了數百隻，紛紛對我們品頭論足，呱噪數日。

等我後來置身於南極大陸上的科學考察站，也正是阿德雷企鵝上岸來繁殖的季節，當牠們上岸時發出呼喚同伴的呱聲，我曾試著回應叫聲，沒多久就見到一尺半的小傢伴艱辛跋涉前來相認。而多次的相處經驗後，我僅是蹲下來，牠們可毫不懷疑地將我含在嘴中的餅乾叼走，但如果我突然立起，牠們則驚惶失措，因為沒見過這麼高大的企鵝(即使南極最高大的皇帝企鵝也僅一百二十公分高)。不僅如此，某回牠們竟然群起攻擊我架在三腳架上的相機，我揣測這個形狀很像獵食牠們幼雛的賊鷗吧。

只要是空閒的日子，我會在岩縫中尋找雪海燕的窩巢，記錄從蛋到幼鳥的成長過程，也不時誤入賊鷗育雛的領域，被凌空以糞便攻擊。為了觀察象海豹，我申請到數百公里外的澳大利亞的戴維斯站居住數天。重達兩噸的象海豹，二十幾頭躺在海灘上休憩，雖然陸上行動緩慢，但牠們可都不在乎我的出現，唯一困擾的是，群聚的象海豹睡覺時所發出的打呼聲，可是讓我很難入眠。

曾不曉得多少次被人問到「你最喜歡的是哪個國家？」，我都避而不答，但我心目中有一個答案：南極。除了上述野生動物的因素外，無國界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儘管眾多在南極建站的國家都有各自認定的領土，但拜《南極條約》之賜，所有主權爭議都被擱置，所以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我想要上到南極冰蓋上，就必須穿過比鄰的蘇聯進步站，沿途我還會轉去澳大利亞的一個夏季考察站——勞基地喝杯自釀啤酒，當然，都不需要簽證。就如同他們都會跑來中國站區洗個奢侈的熱水澡一樣。這塊惡地上，人類是最稀有的動物，唯有彼此互相扶持，才有生存的機會。

當年，蘇聯站的運補船因為失火而無法補充食物，我記得我將情況通知中國站與澳大利亞站，澳大利亞還特別運來數百公斤的食物。而中國站的醫生在南極瘧疾復發，多虧了澳大利亞剛好有位科學家研究海豹血液與瘧原蟲，所以帶了瘧疾藥來南極。怪不得有人稱《南極條約》應是人類有史以來所簽的最成功的條約。

如果能將《南極條約》適用的南緯六十度以南，每年往北推一度，人類才有成為大同社會的可能。

去過南極的人，多數會同意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