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首未央歌 台灣理想居住環境的追尋

每一種建築樣式，都是一種對幸福的理解；建築為我們遮風擋雨，也讓我們看到，屬於自己的理想人生。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

「這房子剛買的時候，一共隔了五間房，不管怎麼轉身，總覺得看到的都是牆壁。」今年五十六歲的Carroll，前半生分別在美國、日本與新加坡度過。住慣了寬敞環境的她，在孩子長大後，決定落腳台灣；搬進新屋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敲掉既有的格局，改成自己喜愛的樣子。

相對於Carroll，四十四歲的OL孟晚周，住所的室內只有十五坪，但小小的空間，已足夠她在無數的清晨與黃昏，感受到盈滿的小確幸。

「除了看到窗台上的盆栽開花，會感動莫名外，社區外的步道可以散步，社區內的游泳池、健身房，可以省下可觀的運動花費；有圖書管理員的圖書館，把書借回家不算什麼，酷的是住戶還可以表達選書的意見。」對孟晚周來說，量身打造般的公設，大大地彌補了空間的不足。

再把鏡頭轉向同一棟集合住宅裡，另一戶透著微光的溫馨小屋，五口之家的林仁德對於幸福的定義，首重安全。和太太育有三個孩子的他說，「因為住在高樓層，避震是一定要的；其次消防灑水系統的裝置、停車場的動線，管理費的運用方式等，也都在考量之列。」

所以可以這麼說，儘管每個人的背景、需求不同，但對於幸福建築的想像，無非是建立在環境上的安全、設計上的美感、功能上的完善，以及生活上的便利等。

就這點而言，近二十年來的台灣，除了住宅形式更多元：有近兩成的公寓(指全台，雙北則各約五成)，近三成的集合式住宅，近五成的透天厝(多在中南部)，以及少數形式不一、自地自建的農舍外，在品質與安全上，歷經九二一大地震的震撼教育，新建物在新法規的要求下，從避震、消防到汙水處理等，都較以往有長足的進步。

所以，暫且把仍然有待解決的問題放在稍後討論，如果我們知道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而是歷經曲折才走到這一步時，珍惜之餘，或許我們也才對未來敢於想像，並有勇氣往更圓滿的幸福邁進。

公共與住宅的建築地景

居住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建造合宜的住宅，是建築的核心，然而，這個簡單的道理，卻不是所有人一開始就懂的。

「早年國民政府剛來台時，沒想過要落地生根，因此對於建築，基本上是沒有太多規畫的。」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吳光庭表示，「所以當年本來為數就不多的建築師，手上的業務，幾乎都以商業為主。」

但商業的本質在於降低成本、追求利潤，也就是將建築的坪效極大化。在業主的要求下，建築師往往躲在幕後，淪為畫圖和結構計算的工具，只有極少數頂尖的建築師，才能在公共建築裡找到發揮的舞台。

大約在一九五○到六○年代間，由當時號稱台灣三大建築師：盧毓駿、黃寶瑜與修澤蘭等分別設計的國立台灣科學館(今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中山博物院(今故宮博物院)，以及陽明山中山樓等，即是此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只是包括國父紀念館與中正紀念堂在內，這些公共建築所服務的對象，都是政治上的權威，而非一般大眾。元智大學建築系教授阮慶表示，「此外政府工程的起造流程、品質控管、款項申請等，往往都冗長而繁複，這對於有滿腹理想的建築師來說，還是常會有綁手綁腳，施展不開來的感覺。」

商業大樓與公共工程如此，與民眾最相關的住宅，則緊扣著台灣人口的成長與經濟的發展。

因應一九四九年的政治移民與戰後嬰兒潮，政府先是利用日治時留下的宿舍或另行興建眷村，安頓數百萬軍民；接著，在一九五七年頒訂《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提供長期低利貸款興建國民住宅後，直到一九七九年左右，台灣的國宅計有一萬兩千多戶，但總人口數卻逾一千八百萬。

人口的暴增(在少子化的今天，大家可能很難想像)，導致兩種結果，一是擠不進去的人只能自力救濟，違章建築，成了城市獨特的景觀；二是隨著經濟起飛，股市上萬點，台灣的房市也迎來第一波的榮景。

但一如這陣子台灣營造業的狀況，台商的大量回流，造成廠房的急遽短缺，一時間，閒置多時的土地，紛紛大興土木，建築工人與原料，成了最搶手的資源……只是當年在建案暴增，缺工、缺料情況嚴重下，不良建商回應的方式卻是偷工減料，甚至以會造成鋼筋腐蝕變形的海砂當建材，在原本就是地震島的台灣，埋下了悲劇的未爆彈。

站在完工於一九八四年，卻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凌晨，在大地劇烈搖晃下，一夕間應聲而倒的東星大樓原址前，一如其他同時受損的建築，它也早已完成重建，一樓的百貨商家人來人往，但曾有的傷害，卻在當年的居民內心留下陰影，並成為全台灣人難以抹滅的記憶傷痕。
所幸，台灣社會一直不乏反省的能力，正因為九二一帶來的傷害是空前的，台灣的建築史，也才有機會翻向全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