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老友林信男醫師為他出版的新書《接住受苦的心》在東門教會舉辦新書發表會，他很早就邀我以「老友」的身分說幾句話。事實上，我在看完這本書之後，也非常高興能有機會介紹老友這本非常精采的好書。同時我也想到，東門教會離台大醫院很近，而我有一位中學同學住進台大醫院多日，我一直沒有時間探訪他，所以當天我冒著傾盆大雨，先開車到和信醫院，拿了我台大醫院的主治醫師白袍放入背包，希望這樣我才能在「探病時間」外的時間，探望這位本身也是醫師，而今成為病人的中學同學。
信男兄是我在一九六二年進入台大醫學院的同學，服役一年後，兩人不約而同地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當了四年的住院醫師，所以我們相識一甲子，年紀也都已超過八十，是一對貨真價實的「老」友。我是他結婚時的伴郎，我們的孩子年齡相近，有說不完的同甘共苦的回憶。我就在會中分享我所知道的林教授。
我學生時代就一直想當精神科醫師，並認為做一位精神科醫師，一定要對病人身處的社會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學生時代我就不急於出國，畢業後先在國內受訓。想不到第一年住院醫師做沒多久，信男就主動與我提及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向來只會留一個總住院醫師，而他在我還沒來得及想過這問題之前，就主動與我提及，他因為家裡經濟情況，不可能以台大醫院低薪養家，所以打算三年擔任住院醫師之後，轉到馬偕醫院，希望我務必留在台大醫院當總住院醫師。
在我們互相謙讓之時，我個人因為種種因緣，逐漸發現學生時代所憧憬的「精神科」並非我的最愛，而決定走向「神經科醫師」之路。當時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的水火不容已經白熱化，我倆的分道揚鑣也趕上了「科內政局」的變化，最後，我們被要求兩個人都留下來，創下了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首次有兩個總住院醫師的紀錄。隔年，我倆也同時被留下來當兼任主治醫師。而後我出國二十三年期間，他經常探訪家父，令我十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