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參加一個醫學教育基金會的董事會，主席提出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培育醫學院畢業後醫學教育計畫，希望能給一些優秀的台灣年輕醫師，除了國內要求的臨床經驗的訓練外，並提供海內外進修課程，建立群體關係，並有一年半時間赴美國名校進行海外碩士學位培訓，以培養台灣最優秀的年輕醫師。由於所費不貲，引起一些討論。有位董事提問，如果這些學員在國外訓練結束後，改變初衷決定不回來履約的話，我們有沒有賠款或懲罰的辦法，因而引起諸多討論。最後主席的一句話讓我非常感動：「我們注意選才，希望找到有理想有心要為台灣做事的年輕人，但萬一他改變看法，不想回國服務的話，我們也算是盡了培育人才的目標，雖然他這年紀可能改變了想法，但如果後來他還是回到台灣，說不定對台灣的幫忙會更大。」最後全場通過了這提案，但這討論卻觸動了我一直深藏內心之痛。
我很少主動提起這事隔四十多年的陳年往事，因為這是我到今天仍無法釋懷的曾經「失信於人」的憾事。我在一九六九年由台大醫學院畢業，服完兵役之後，進入台大醫院完成四年神經精神科(當年這兩科仍未分家)住院醫師訓練，並當了一年主治醫師，於一九七五年在台大醫院「留職停薪」安排下，到美國進修兩年。想不到我到了明尼蘇達大學醫院之後，才知道大學醫院的安排，是我需要完成為期三年的完整住院醫師訓練。神經科主任Dr. A. B. Baker是美國神經醫學會創會會長，他告訴我，他訓練過許多國外的神經學學者，不管多資深，他都有把握，經過他用心設計的循序漸進的制度下，學到扎實的臨床神經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