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類嚮導 引領賞鳥人的全球旅行

一雙舒適的鞋子、一套大地色系衣褲、一本野鳥圖鑑，以及脖子上的雙筒望遠鏡，這是屬於賞鳥人的典型裝扮。每到一處陌生地方，他們都像獵人那樣豎起耳朵、東張西望。一旦發現沒看過的鳥種，他們就興奮得心跳加速，然後在自己的生涯清單勾上一筆。

當代賞鳥文化的一大特徵，便是那股強烈的收集欲望，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缺少的那一塊拼圖。從一九八○年代以來，隨著跨國旅行的成本降低，賞鳥人的目光逐漸向外拓展，於是出現了一種新的職業——鳥類嚮導。他們是經驗豐富的在地賞鳥人，對物種的出沒習性瞭若指掌，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帶領客人跟他們夢寐以求的物種相遇。

今年四十歲出頭的洪貫捷，是台灣鳥導團隊Taiwan Bird Guide的負責人。在他架設的英文網站上，寫著一句令賞鳥人心癢難耐的廣告詞：「探尋台灣的三十二個特有種，與五十二個特有亞種；您有機會在一天之內找到十二個特有種，十二天的行程能觀察到超過兩百種鳥。」

作為一名專業鳥導，洪貫捷每天都得和國外客戶訊息往來，討論對方的預算與需求，並關注台灣各地的鳥類出沒狀況。

從事這一行已經十多年的他，不只熟悉台灣鳥類的習性，更深諳賞鳥人的性格，知道如何滿足每位客人心中那隻雀躍的小鳥。

走向戶外，單純為了獲得樂趣而看鳥，是一個典型西方現代社會的產物。十八世紀以來，隨著歐洲社會出現一群有錢有閒的城市中產階級，鄉村旅行與自然觀察成為新興的娛樂活動；至十九世紀末期，由於雙筒望遠鏡的出現，進一步促成了賞鳥的大眾化。

儘管賞鳥活動日益風行，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賞鳥人的活動範圍大多局限於歐美地區。一九七○、八○年代以後，隨著跨國觀光興起，他們才能用相對低成本的方式，前往遙遠的熱帶國度，探尋一系列迥異而多樣的鳥類。

然而，要能認得並找到另一個國家的野鳥，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任務。早期的賞鳥旅遊團大多由一名鳥功卓越、熟知異國鳥類的西方人帶領，當地人的工作則以生活接待為主。後來，在許多擁有獨特鳥類資源的地區，當地人仿效「西方式」的賞鳥風格，學習運用圖鑑、望遠鏡與科學分類系統，自行承攬嚮導工作。這種當地鳥導最大的優勢是，他們可以透過長期的觀察，熟悉那裡的每一種鳥、甚至每一隻鳥的出沒習性。

全球與在地的交會

在台灣，鳥導也是被西方賞鳥人催生的職業。台灣第一代鳥導約莫出現於二○○○年代，受到先行者啟發的洪貫捷，則自認為是第二代。回憶初次擔任鳥導的經驗，洪貫捷說，那是二○○八年，有位在泰國退休的英國賞鳥人打算造訪台灣，並找個在地人當嚮導，於是他透過朋友的牽線接下任務。對方除了支付賞鳥行程的一切開銷，還給他每天一百美金的酬勞。在當時，這只是國際上聘用鳥導的基本行情，但對於熱衷賞鳥的洪貫捷來說，卻比什麼工作都來得有吸引力。

跟其他形式的嚮導一樣，鳥導本質上也是一種連結全球與在地的橋梁，必須從對方的視角詮釋一隻鳥的價值。因此安排每一趟行程時，洪貫捷都會詢問客人的賞鳥風格，以及曾造訪過的國家，藉此篩選出最值得一看的物種。有些鳥雖然對台灣人來說很普通，卻令外國人「垂涎三尺」，比如公園草坪上隨處可見的黑冠麻鷺，在其他國家是罕見又羞怯的物種。而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評定為瀕臨滅絕的黑面琵鷺，在台灣西南沿海的度冬族群相當龐大。

要認識當代的賞鳥文化，首先必須認識一個關鍵字：生涯新種(lifer)，它指的是一個人首次見到的鳥種，其累積的數字越高，表示賞鳥經驗越豐富。當一個人生涯新種超過兩千時，大概就能夠快速掌握各種鳥類的棲地及行為；達到五、六千種以上時，表示世界上多數地區的廣布種都已經看過。對他們而言，每增加一個生涯新種都值得歡欣鼓舞。

在這個收集物種的遊戲中，有一群鳥成了人們目光的焦點，那就是每個地區的「特有種」。這個標籤意味著，你只有在特定地區才能見到這種鳥，一旦離開此地，便注定與之錯過。於是特有種成為賞鳥人優先追逐的目標，甚至是他們認識一個國家、一座島嶼、一條山脈的方式。

對全球賞鳥人而言，台灣最大的吸引力，正是我們所擁有的三十二個特有種鳥類，其中大多數是分布於中高海拔的雀形目小鳥。在冰河時期，由於台灣與歐亞大陸相連，這些鳥的祖先經由陸路遷移到台灣。冰河消退後，牠們朝高山移動，在封閉的島嶼上經歷長時間的演化，最終成為獨特的物種。

因此，當周遊世界的賞鳥人選擇來到亞洲、台灣這一站時，作為鳥導的首要任務，就是幫助他們拼上「台灣特有種」這塊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