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偶然發現癲癇醫學界名人和田教授(Juhn Wada,1924-2023)在國際抗癲癇組織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ILAE)的訃聞，不覺想起幾十年前這位老前輩在夏威夷國際抗癲癇組織開會時，與我分享一些發人深省的智慧。

記得這是在我一九八八年回國前幾年，當時ILAE想要籌組一個環太平洋(Pacific Rim)分會，所以邀集包括台灣在內的環太平洋幾個亞洲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的癲癇學會領導者一起開會。而主持人用心良苦地邀請加拿大的和田教授與美國的我，因為我倆都是來自環太平洋的亞洲人背景，希望整個會議可以更和諧。雖然這次的開會因為中國代表反對台灣加入，最後大家不歡而散，這個環太平洋分會也始終沒有成立，但我卻因為這機緣與和田教授有過深談，而實現了回台的心願。

和田教授早年在日本時就發現在單側內頸動脈注射短效的鎮靜劑巴比妥(barbiturate)，可以幫忙決定病人大腦語言區座落於左側或右側大腦；後來他到加拿大蒙特婁神經中心(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投靠癲癇外科手術先鋒潘菲爾德醫師(Dr. Wilder Penfield)的癲癇團隊，就以這方面的經驗，幫忙癲癇手術前非常重要的評估病人語言中心的部位，以決定用外科手術切除該癲癇病人腦部異常放電部位，是否會影響病人術後的語言功能，而這種檢查，醫學界都以他的姓為名，稱之「和田氏檢查」(Wada Test)。

迄今，許多國家仍將這種檢查視為癲癇外科手術前必做，以避免因為癲癇手術導致病人失語症；後來這檢查也推廣為研究記憶中心座落於左側或右側大腦的方法。

在夏威夷那兩天的會議裡，因為彼此文化的接近，他與我談了不少話。他告訴我他剛從日本到加拿大時，觀察到蒙特婁的居民在路上看到病人癲癇發作時，都非常鎮定地幫忙，讓病人躺平，頭轉向側方以防嗆到口水，並清除周圍尖銳危險物品以避免病人碰傷。同時，在病人發作過後，也都會主動安慰，陪伴他們直到完全清醒，必要時還會設法護送病人到醫院就醫。這與他當時在日本所看到的慌張、鄙視、避之唯恐不及大相徑庭。

他說，他最初以為加拿大人都遠比日本人了解癲癇，但等到他後來由蒙特婁搬到溫哥華時，發現溫哥華的人看到癲癇發作時的慌亂與歧視也與日本人一樣，這時他才發現，潘菲爾德醫師平時除了看病、開刀以外，非常注重社會大眾對癲癇的了解，以及消除對癲癇病的誤解與歧視。看到他四處去演講，提升社會對癲癇的了解，和田教授也因此在溫哥華決定走出象牙塔，深入社區，從事大眾教育。

「當你能夠感受到社會因為自己個人的努力而改變時，那種滿足是無價的。」我到今天還記得他說這話時的神情，他那真誠的話語是我終生難忘的。

他又說，在不同的文化衝擊下，自然而然地會學到許多過去沒有機會學到的經驗或想法。接著，他也問我對將來的生涯規畫，我告訴他我已經在美國二十幾年，最近幾年常會想回台灣做些事，他也與我分享許多他當初到加拿大時所遭遇不同文化的衝擊，以及後來由蒙特婁到溫哥華的發展。他說他也想過回日本做事，但只是還沒有碰到適當的機會。

Error thrown

Object of class WP_Error could not be converted to string